“五面间谍”袁殊，青洪帮大佬曹幼珊的关门弟子，与上海滩大佬黄金荣和杜月笙平辈，同为“通”字辈兄弟。他是中共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情报之王，身兼中共、中统、军统、日本、汪伪、青红帮、苏联七重身份。穿梭于中共、国民党、日本、汪伪、苏联的情报网中，被誉为“东方佐尔格”。
上面所述的七重身份，干好任何一个都不是等闲之辈，而袁殊能游走于这七重之间，并全身而退，活至76岁。实在不易，人中龙凤。
袁殊才华横溢，他的一生办过报纸、杂志，做过记者、编辑，写过剧本，做过社长。天妒英才，他一生坎坷，令人唏嘘。
潘汉年曾向他感叹：“干我们情报工作的人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潘汉年一语中的，不但他自己这个红色谍王，还有中共女谍王关露、袁殊等均命运多舛，国民党方面的“特工之王”戴笠，更是死无葬身之地。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父亲袁晓岚是同盟会成员，长期在外参与反清革命。这是说得好听，说得不好听就是一直在外吃喝玩乐不归家，不负责任。
袁殊母亲找到他父亲时，这厮在外面活得也不咋样，仅够温饱，但即便如此，依旧男人至死是少年，不忘泡妞，找了一个情人，家外有家。
袁殊母亲的娘家贾家曾是清末知府，湖北大冶望族，傲气在那里，干脆一拍两散，然后通过袁殊的表哥贾伯涛，这位黄埔军校一期生的推荐进入了上海立达学园读书。受此影响，大革命时期，袁殊报名参加了北伐军。
那时的袁殊刚满16岁，除了一腔热血，只为救国，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因此面对1927年的“四·一二”血腥政变和滥杀无辜，他悲愤不已，又无力改变，于是选择了眼不见为净，干脆东渡日本求学。
袁殊留日一年多，有三个收获。第一、掌握了日语；第二、研读了新闻学；第三、接触了共产主义；第四、遇到了第一任妻子马景星。马景星不仅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生活保障和第一桶金的投资人，因为马景星的家里实在太有钱了。
袁殊肯定想不到，这一年多的留日生活在日后为他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带来诸多助力。
袁殊回国后凭借“海归”的身份轻而易举进入报界工作，薪酬不菲，但很快他就索然无味。他发现上海的报纸要么被外国势力控制，要么被青帮、资本家掌控，尽是刊登一些被过滤或华而不实的信息。
这完全违背了热血青年袁殊的初心，于是他决定自己创业，报道实事。袁殊拿着妻子从娘家筹集来的500块钱创办了《文艺新闻》。面对已经饱和的报业市场，袁殊的《文艺新闻》很长一段时间里半死不活的。如何破局，打开销路？真的是唯有撑死胆大饿死胆小的。
那时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于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因为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没有报社敢报道这件事，普通百姓对这件事知之甚少，不少读者还在给这五位作家写信交流。
彼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求助无门后，死马当做活马医，找到名不经传的袁殊，开，开门见山：“各大报刊杂志均不敢登载五烈士遇害的事，你敢不敢登？”
这么好的出位机会，袁殊自然不会放过，富贵险中求，但他也不是愣头青。报道一旦被国民党政府抓到把柄，无论是他、冯雪峰还是《文艺新闻》都得领“盒饭”，于是他想出了“假道伐虢”的迂回方式。
冯雪峰用化名以读者来信的名义询问五作家下落，再以另一封读者来信透露五位作家蒙难的消息，借他人之口述说天下事，关我什么事。
袁殊在自家报纸上转发了自编自导的两封读者来信，借机告诉大家五作家已被“枪毙”了。一时间，群情激昂，真正的读者来信纷至沓来，袁殊又继续登载。一时间《文艺新闻》遭到哄抢，卖到脱销，洛阳纸贵。
此刻的袁殊还没想过出生入死，刀尖舔血，他崇拜的是鲁迅这类人物，“无言苍天笔墨寒”，以笔为刀写尽天下不平事。乱世之中，百无一用是书生，中国共产党那时也没想过和他有任何交接。
然而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导致原中央特科必须彻底改组和重建。历史将潘汉年推到了二科即情报科科长位置，重建上海地下情报网络，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
由于原中央特科的很多骨干不是被抓被杀，就是为了安全调回苏区。新上任的潘汉年急需将残破的情报网络重建起来。这时，“既能写又能搞社会活动”的袁殊成功引起了潘汉年的注意。
1931年10月的一天，在上海静安寺爱文义路路口的一家白俄咖啡店，“红色谍王”潘汉年与后来的“五面间谍”袁殊首次碰面。袁殊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潘汉年说：“我想邀请你加入一个秘密的前卫组织，救国存亡，以后你直接向我汇报。”潘汉年口中所谓的“秘密前卫组织”，就是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
袁殊在日本就接触过共产主义，满口答应，但提了一个要求：“我想加入中国共产。”潘汉年说：“同意。”就这样仅凭潘汉年的一句话，没有宣誓没有仪式，袁殊成了中国共产党员。这真的是非常时刻非常手段啊。
袁殊接受了两个月的秘密训练。他每周到北四川路一个小弄堂内的一所房子中受训，看见窗外摆出花盆才能进去，并约定敲门三下为号。他的第一堂课是传递消息时要在数字上有规律地加一减二。比如，说“我星期四会到一位朋友”，实指周三；说“中午11点见”，则减去十位上的数字，实指午后一点。
训练结束后，袁殊找到表兄贾伯涛请求他代为谋职。贾伯涛很仗义，很快把袁殊介绍给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当时的中统正在招兵买马，知识分子的袁殊加上有内部人员推荐，很受重视，被委任为中统秘密团体“干社”的情报股股长。
袁殊仅凭一封信便顺利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所以说关系是金子啊。
接着，袁殊故意带着一本日文杂志去出席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开会前，他装作漫不经心地翻阅日文杂志，此举果然引起了日本领事馆随员岩井英一的注意，聊天发现袁殊原来是实地考察过日本“鸳鸯浴”文化的道友啊。
两人的关系一下拉近，袁殊和岩井英一成了无话不谈的私人朋友。当时日本正在准备侵华战争，经过半年的考察后，岩井英一主动提出请袁殊担任日本领事馆情报员。
袁殊将此事汇报给了中央特科和中统吴醒亚，吴醒亚认为袁殊打通日本人的关系对获取情报有利，大开绿灯。至此，年轻的袁殊仅仅踏足情报工作不到一年就成了具有三重身份的情报员。
不仅如此，袁殊因为与日本领事馆的这层关系，很快被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盯上了，认为他是苏联急需的对日情报收集人才。于是从他再加“一面”成为“四面间谍”，人比人气死人啊。
但正是远东情报人员的身份让袁殊差点万劫不复。1935年，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顿因为叛徒的出卖在上海被捕，审讯人员在华尔顿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上居然发现了袁殊的名字和电话，于是袁殊被军统逮捕。
还好，小本上除了袁殊的名字和电话外，其他什么也没写，而华尔顿被捕后面对严刑拷打始终一言不发，连姓名、国籍也不说。
袁殊面对刑讯逼供，只承认苏联人联系他，用黄金购买日本方面的情报。事实上，苏联和国民党关系匪浅，黄埔军校是苏联资助国民党建立的，北伐战争中，苏联出枪出炮还出人资助国民党。
苏联对中国政局一直采用的是两条腿走路的方式，既资助中国共产党，也资助国民党，即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了提防日本，苏联依旧没有断绝对国民党的资助，反而是只多不少，远远超过对中国共产党的资助金额和比例。
军统没有找到对袁殊不利的其他证据，而且苏联确实有这方面需求，且这些情报没有对国民党造成任何伤害。更重要的是，日本领事馆将袁殊视为“亲日”派，在他入狱期间想方设法营救。
戴笠见此情景有意拉拢袁殊，在他的斡旋下，袁殊以“文化界思想犯”被判了两年半监禁，实际上只入狱8个月便被保释，且在狱中是好吃好喝。
袁殊出狱后不久，戴笠便找上门，毫无客套，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殊老老实实回答：“吃软饭，靠老婆生活。”戴笠说：“那你就给我做事。”袁殊问：“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戴笠说：“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
不久后，袁殊收到岩井英一的邀请到日本学习参观，戴笠欣然同意，同时察觉到日本人对袁殊的重视，赶紧拉拢，为表示厚爱，戴笠火速任命袁殊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给予每月300元的活动经费，并表示：“留日费用全部由我给你报销。”
袁殊在日本受到盛情款待，一年后，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夕，袁殊回国，在日本领事馆任职，公开身份依然是记者，实际同时向潘汉年和戴笠汇报。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日本向上海派遣了五个师团，近20万人的兵力。国民政府集中全国兵力在上海抵抗日军的海陆空进攻。日军企图迅速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北部中国守军，因此他们把军舰直接开进黄浦江利用舰上重炮对国军阵地狂轰滥炸，威胁甚大，给国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性。
蒋介石要求戴笠务必干掉日军在上海的海军军火库，支援正面战场。戴笠转身把任务指派给袁殊：“党国考验你的时刻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