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1921年)八月初一,奉天省南路道,沈阳县。
沈阳城车水马龙,买卖兴旺,人头攒动,一片繁华鼎盛的好景象。
位于沈阳城东南角的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时门前人头攒动,今天是新一个学年开学的日子。
本科24班的二年级学生李春麟,手里拎着藤箱一边从马车上跳下来,一边与相熟的同学打招呼。
他头戴灰色短檐平顶制帽,身穿浅灰色青年服,脚上是制式黑皮鞋,左胸口上的校徽在初秋的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李春麟今年17岁,来自奉天省东边道通化县,家里在镇上开一个小山货铺,属于很平常的家庭。幸好李春麟的学习成绩相当不错,在民国九年(1920年)初级中学毕业之后,即考入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所图的就是学校衣食住宿、学杂费等全免,每月还发给一元钱的日用品购买补助。
唯一的缺点就是路途过远,交通往来不便,每次寒暑假都要搭大车队走十几天,大车店住得够够的了。暑假在家里的一日三餐也都是高粱米饭、白菜汤,吃一顿杂面馒头加豆腐菜都算改善生活了。
想起这些,李春麟不由舔了舔嘴唇:今天是开学日子,食堂中午可能会加保健菜——坛肉、烩海参、干烧黄花鱼,等等,不一而足。
即使不加保健菜,平时午餐饭菜标准那也是盖了帽,一般小地主也只有逢年过节才会这么吃。
不过前提是寒暑假不要收到“四分邮票”——反正李春麟在这个暑假确实是没收到,不过他还是颇有危机感,暑假在家里对于数学几何与物理化学颇用了一些功夫预习,草纸都用满了一大摞。
用后世的话说:大家都在卷起来,毕竟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争取五年学制顺利毕业。
虽然当时的师范属于是定向生,毕业之后哪来回哪,而且必须是做教员。但教员拿的薪俸可相当高,对于这些普通家庭出身的师范生而言,已经算是人生小巅峰了……
01
民国七年(1918年),升任东三省巡阅使、全面执掌东北的张大帅,为更好的经营东北,在首席智囊王永江的建议下大办师范教育,以培养实用教学人材为要务,对东北高等与预科师范学校进行重组。
以奉天省为例,在民国八年(1919年)成立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全省范围内招收初级中学毕业的本科师范生,五年学制,毕业之后充任高小教员。
奉天省立第一师范的校址是在今天沈河区小南街三段第八中学一带,原本是满族子弟专用学校,奉天省拨付55万银元进行扩建,有完备的楼堂馆舍,房屋数百间,包括教室、图书馆、宿舍、盥洗室、餐厅等。
因经费保障充裕,所以学校所建的化学实验室拥有各种仪器模型、化学制剂、博物挂图以及动植矿标本等,而且还专门设有游艺室,提供象棋、围棋、跳棋等。
体育场有标准篮球场地、排球场地、网球场地,一应运动器材具为完备,此外还有军乐、鼓号以及各种打击乐器,以供学生组织文艺节目表演之用。
之所以能有如此完备的办学条件,得益于奉天省财政厅每年划拨给一师的学生补助经费10万银元,雷打不动——即使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当中奉系惨败,为了谋划再战而军费骤增,政府职员薪俸削减,但包括一师在内的师范学校办学经费也没有少一分一文。
一师所有在校学生学杂费全免,衣食住宿全额补贴。在校生禁止穿奇装异服,春夏秋三季一律穿黑灰两色制服,戴制帽,穿黑皮鞋——以上一律由学校统一免费配发,一年两套。
只有在冬天可以穿棉袄夹裤,戴毛皮棉帽,以御寒保暖,但必须简单朴素——实际也必然是简单朴素,因为入读学生基本都是来自普通家庭,原因就是“定向”……
02
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定向办学模式,即毕业之后哪来回哪,比如来自都洮昌道通榆县的学生,则毕业之后只能回通榆县立高小当教员。
当然,如果毕业生学习成绩优异且家境殷实,也可以升入大学。但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是毕业之后即任教,较少升学者,一个是因为家境普通,无力负担升学之后的费用;另一个是师范培养模式之下,重视教法与实务,所学除国文之外,英文、算术、三角、几何、物理、化学等都不及高级中学课程高深。
而且因为要培养全科教员,方便教学,所以学生在校期间还要学习音乐、体育、美术等,这种杂糅式教学使得学生在升高等教育考试中处于劣势。
然而虽则是定向生,但省内报考者仍是趋之若鹜——毕竟这对于家境普通学生而言,完全免费、毕业后成为高小教员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只是受到当时交通环境影响,一师在省内各地报考学生人数方面有明显差异,辽沈道的学生差不多占据了三分之二,尤其是沈阳县、辽阳县就占了三分之一。
至于东边道、洮昌道则明显过少,特别是长白县、临江县、通化县、通榆县、洮安县、宽甸县,每年各县唯一二人而已,甚至挂零。
但这些地方也有好处:毕业生回县之后无一例外全部进入县立高小任教,旋即升任校长。
反观沈阳县毕业生虽然理论上可以在省立高小任教,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一定人事关系,最后只能是到四乡(今沈阳市四个郊区)任教——看来什么时代都一样,懂的都懂……
但是当时高小教员的薪俸相当不错,每月能拿50-80银元,这在当时不用说是东北,就是北平、上海也算是高待遇。
小编在“关东旧事”系列当中写过放排人、伐木人、挖参人、开更人,还有车老板、粉匠、纸匠,他们有技术、有能力、有胆识,能吃苦耐劳,经常面临生死大关,实际年收入平均也就200-400银元。
反观这些高小教员,在教室里拿着教鞭就可以在薪俸上超过这些手艺人,而且在旧时东北地区教员的社会地位高,颇受尊重。尤其是在乡村,只要是红白喜事,即使家里没有学生就读,也会恭请教员坐上首吃席。
地方缙绅、会首也会在三节邀请本地教员宴饮。
03
在旧时东北能够一年四季都吃大米白面细粮的少之又少,一般买卖铺户老板、中小地主都办不到——平时能够细粮搭配粗粮吃的,都算是富户。
但是师范生的伙食虽然是免费的,但质量却令人咋舌。
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官费伙食标准是每生每月6银元——同一时期,北平城一个三等巡警每月才赚6.5银元。
学生的早餐是粳米粥(粳米即大米)、花卷、咸菜,午餐是两荤两素四个菜,粳米干饭管够。
晚餐是两个素菜,白面馒头。
一日三餐全是细粮,因明令不允许在餐桌上出现粗粮。
素菜基本是根据时令采办,比如茄子、韭菜、豆角,如果是冬天则是以酸菜、白菜、土豆为主。
荤菜基本是猪肉炖粉条、鸡肉炖蘑菇、酸菜汆白肉、豆腐烧肉、溜肉段、木须肉之类。
每个星期六或者是特殊节日等会有加伙,称“保健餐”,可以吃到坛肉、烩海参、干烧黄花鱼之类的硬菜。
所以学生对于伙食无不赞不绝口,以至于寒暑假放假之后对于家里的伙食完全不适应,有的恨不得没有寒暑假,一年四季都待在学校里不出来。
毕竟能吃这个标准伙食的,一般小地主家庭肯定是想都不要想。
每月6银元的伙食费,如果是十口之家那么每月就要支出60银元,每年700银元——能买7亩上等好地,这对于嗜好买地的老地主而言,无异于拿刀子割肉……
04
学生享受良好的待遇,也需要遵循严格的校规校训。
当时师范学校的学风、校风极严,早上六点起床,晚上九点就寝,有专门的斋课点名。
对于学生日常表现有记功与记过,三小功为一大功,三小过为一大过。功过之间可以相抵,如记满一个大过,则直接开除。
比如发现吸烟、饮酒、无故缺课、未及时起床或就寝,每次是为一小过;打架斗殴直接就是一个大过。
而记功则是以课业表现为准。
课业表现良好的可记功,课业表现较差的不记过,但是会评定甲乙丙丁四等,其中“丙等”官费减半,“丁等”函告停学或者是转学。因为课业表现是以期末考试为准,所以函告停学或是转学都是在寒暑假邮寄。
又因为省内信件贴的邮票面值四分,所以当时有“四分邮票”之讥——言即收到停学或是转学信函。
这种高规格的在校生活待遇与严格的课业要求,使得能够顺利毕业的师范生大部分都具有高水平的品行与能力,成为高小、初级中学的教员中坚力量,这也促使当时东三省中小学办学水平居于全国前列。
截止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拥有小学1.5万所,在校学生数量近90万人。小学适龄人口(含女生)入学比例达到50%以上。
能够为东北地区的36所高等院校输送大量的高素质生源。
即使无法升入中学、大学,这些高小毕业生因为接受过相对完整的基础教育,可以更好的胜任工商业职位,所以东北工商业发展也进入井喷时代,沈阳城的南北市场、中街等地,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有工商户2.6万户。
东大工厂、惠临火柴厂、八王寺饮料公司、东兴染织、奉天纱厂等都是超大规模的企业。
仅仅是奉天军械厂就有1500名工程技术人员,而平均年龄只有26岁——显然这都是得益于1918年开始建立起来的良好基础教育体系。
05
九一八事变之后,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停学,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复课,改称维城学校,转而以培养伪满洲国奴化人员为要务……
本文开头的李春麟毕业之后回到通化成为教员,后担任教育科长,九一八事变之后参加“安东教育救国会”。
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李春麟与女中校长修禄、农中校长杨培伍等一起,被日寇杀害。
在东北沦陷的14年时间里,因“拒绝配合开展奴化教育、坚持参加反日斗争”而被逮捕杀害的教员至少有190人。
而直接参加东北抗联的教员也是数不胜数,比如毕业于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有崔庸健、王雪峰、唐吉昆(“八女投江”中冷云的老师)、张耕野、纪儒林、张玉衡、李维民(《夜幕下的哈尔滨》“王一民”的原型)、韩守本、肖丹峰,等等。
此外,东北抗联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也是高小教员出身。
以上只是有名有姓的,至于没留下名姓的更是不知凡几。
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当中壮烈牺牲——真的是没有白吃东北父老牙缝里省出来的细粮,凛凛风骨,傲立于白山黑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