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尽管不同朝代的社会状况存在着历史性的变迁和演进，但就其基本结构和体制模式而言，整个封建时代则大体上是一致的。
在明代社会年历史中，尽管前后不同时期的社会形势和状况有着显著的变化，但贯穿于其间根本性的社会体制和格局，则是由明初太祖建国立制奠定基础，至成祖、仁宗、宣宗时期进一步完善而形成的。
明代建国与立制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安徽漆州（今安徽凤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时给地主家放牛牧羊。
元顺帝至正四年，淮河流域连遭大旱、幢灾、瘟疫，许多农民因之死亡，朱元璋父母兄长半月之内相继病死。为求一条生路，不满岁的朱元琼出家做了一名小和尚。
但寺庙中也因灾异而难以供养僧人，他又被迫云游行乞，期间饱尝艰辛。朱元璋早年的这段生活经历，对其后来在确立明王朝治国方略时的思想意识产生有很大的影响。
以蒙古贵族为统治者的元朝，曾在至世纪的中国盛极一时。但由于封建统治秩序内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其后期社会局面日益恶化。
政治腐败、官吏贪残，统治者穷奢极欲，使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各地涌现出弥勒教、摩尼教（明教）、白莲教等秘密组织，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下生，明王出世，宣传各种反元思想，并组织群众以图举事。
当时广为流传的一首小令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堂堂大元，奸侯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千万。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这段文词，不仅深刻揭露了元朝统治者的腐朽、残酷统治，也明白指出了元末人民大起义发生的直接原因。
朱元璋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投身于农民革命斗争的洪流，并逐渐走上建立地主阶级政权的道路。
封建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白莲教首领刘福通等人“以红巾为号”，率修治黄河的民工举行武装起义，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帷幕。
随之，各地纷起响应。
次年，朱元辑在漆州投入郭子兴的军队，从一名士兵逐渐成为一名军官。郭子兴死后，这支军队为朱元璋所掌握。
以此为基础，其势力不断发展壮大。
至正十六年（公元，朱元境打下集庆（今南京），改为应天府，初步建立起一个区域性政权。
之后遣兵四处征讨，相继战胜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取得了东南半壁江山。
公元年正月，朱元璋正式称帝，改元洪武，国号大明。其后又进一步派遣大军深入西北、西南、东北各地进行统一战争。至洪武二十年基本实现全国的统一。
与此相应，朱元璋也加紧对封建社会秩序的重建与整顿。
朱元璋早年社会经历中，有两方面因素对其建国立制的思想意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其一，他出身于社会下层，不仅对于封建时代处于社会底层，饱受地主阶级层层盘剥、压榨的广大农民的疾苦有着切身的体会，而且对于地主阶级的贪得无厌、残暴掠夺，以及统治阶级官僚政治中的腐朽、黑暗深有感触。
元末农民起义和天下混战局面的出现，元王朝的覆没，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的激化。
耳闻目睹的亲身体验，使他认识到：广大农民以安居乐业为其追求目标，民安则国能安；土地为农民之衣食根本，土地安则民安。民与土地就成为政权稳固之根基。
为此，在他后来的建国、治国方略中，一方面以一定程度“宽”的政策对待普通百姓，以稳定王朝统治之根本；另一方面又以“严”的手段打击贪官污吏，抑制豪强兼并势力，以避免重蹈元朝灭亡之旧辙。
其二，处于以儒家学说为主导、地主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深受地主阶级思想意识的熏陶与影响。
他在幼年做放牛娃时就常和伙伴们做游戏，自己充当皇帝而看着其他孩子们充当百官来向他朝拜。
在他后来以应天为根据地，武力削平各方割据，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如陶安、李善长、刘基、宋濂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到他的队伍中来，力图依靠他们来实现统治秩序的恢复与重建。
在这些人影响下，朱元琼每有时暇，“辄与诸儒讲论经史”，朝夕咨访时政”。
随着其政权的不断扩大与巩固，他的帝王意识也日益增强，并最终形成他重建封建王朝、强化君主统治的思想意识。
朱元瑋从建立以应天府为根据地的区域政权开始，就以除暴安民为号召，以恢复封建社会秩序为已任，以建立朱氏封建王朝为目标开始加入群雄逐鹿的竞争之中。
从这个时候起，直到明王朝建立后，朱元捧采取一系列政策与措施，构建起明王朝封建社会体制的根基。
明王朝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创建
以皇权为核心的君主专制主义体制，是自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不断沿承的政治模式。朱元璋在恢复和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过程中，从地主阶级
的政治思想出发，在继承这一体制模式的基础上，也不断寻求新的方式，以化和完善这种体制。
其最显著的方式就是通过官僚机制上的分权制衡，以强化皇权。
明代中央权力机构初承元制：“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随着形势的稳定，朱元璋开始逐渐削弱以至罢除相权。洪武十一年（公元，令官员“奏事毋关白中书省”。
两年后，又以谋反之罪杀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制，并晓谕群臣“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自此，中国历史上的宰相制度不复存在。原中书省之职权，分归六部，使六部成为皇帝之下中央处理政务的最髙一级机构。
与此同时，又罢御史台，设都察院主管监察，其长官为左、右都御史。
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巡地方，“事得专达，都御史不得预知也”。
又设六科给事中，分工对六部进行对口监察。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官”，为皇帝总御百官之耳目。
其位卑而权重，“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奏行。”军事设置中，一方面罢大都督府，设五军都督府分其权，以武将任都督分统各处卫、所军队。
另一方面，五军都督府虽有统兵权，调兵权却归六部中之兵部，以文官任其职。
这样“五府握兵籍而不与调发，兵部得调发而不治兵事。其彼此之相制也若犬牙然，俯首而听于治也。”
全国各处军队，除了边防战略要地另设镇戌军队外，都统一纳入卫、所之中，统归五军都督府。在地方，洪武九年（公元，废行中书省，分设个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理各地民政与财政、军政、监察与司法。总之，朱元璋在创设明代权力机构时，特别注意实行分权制衡。
“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颜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
这样，从权力机构旳设置上，充分保证了皇权的提高和强化。
明代社会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洪武三一年（公元，朱璋驾崩，皇太孙朱允议继位，年号建文。
眼见掌握兵权、分封于各地的藩王势焰强盛，尤其是镇守北方的燕王朱棣，拥有“节制沿边士兵”的特权而更显强捍，建文帝即位后便开始削藩。
燕王朱棣经过周密部署，以“靖难”为名，举兵反击，夺得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太宗）。
明成祖在位共年，之后太子朱高识即位为仁宗，年号洪熙，仅个月而崩。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年号宣德，历时年。
自成祖至宣宗时期的多年间，与明初太祖在位时期相比，社会形势由动荡转向相对安定，社会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政治统治日趋稳定。
在此形势下，永乐后期而至洪熙、宣德时期，在治国方略上逐步实现了从“严”、“猛”向“宽”、“仁”的调整与转变。并在政治体制上作了调整和改变。
结语
明代自太祖朱元璋创制，经成祖至宣宗时期的调整，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完备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政治体制。
这种体制与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各朝代的体制相比，更凸现出对于皇权专制的巩固和强化。
然而，建立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无论其如何调整，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体制内在的矛盾。
在削弱一部分官僚机构权力的同时，必然导致另一种或几种权力的上升，且更易于导致统治阶层争权夺利斗争的激烈化。
明前期在政治体制上的许多创新，如内阁与司礼监辅政体制，恰成为明中、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斗争的重要的体制根源。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