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一盘棋。
中国地域辽阔，环境多样，禀赋不一，不同地区发展迥异。
要促进均衡协调发展，就离不开财政收入在不同地区的腾挪。转移支付，就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经济大省通过分税制上缴大量税收，通过二次分配，转移给欠发达地区，解决财力不平衡问题。
近日，财政部发布最新预算数据，2024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数为10.2万亿元，继去年之后再次突破10万亿。
10万亿级的大蛋糕，都被谁拿走了？谁又是最大净贡献者？
一
谁是财政转移支付的最大受益者？
根据财政部数据，2024年中央对地方的10万亿级转移支付，除了1.27万亿尚未落实外，其他全部分到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从总量来看，四川、河南继续霸榜前二，拿到的转移支付总额双双超过5000亿元，远超其他人口大省。
湖北、湖南、黑龙江、河北等省份拿到的转移支付也超过4000亿元，而云南、安徽、广西、贵州则超过3500亿元。
转移支付，与人口规模正相关。
这些省份多数都是人口大省，且承担起粮食、能源、电力安全等重任，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之下，自然容易拿到更多转移支付。
与之对比，广东、江苏、浙江、北京、上海等经济大省（直辖市，下同），虽然同样拿到了转移支付，但不到2000亿元，远低于其上缴的税收总额。
要知道，这些省份每年上缴的税收动辄以数千亿乃至上万亿元来计，扣除转移支付的部分，基本都是净贡献者。
但对中西部、东北等众多省份来说，拿到的转移支付远高于上缴比例，部分地方转移支付占地方支出的比重，超过半壁江山。
可以说，离开转移支付，许多地方的财政可能都无法正常运转。
以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支出来衡量，在全国，超过一半省份财政自给率不到50%，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可见一斑。
以转移支付最高的四川为例，2024年四川一般预算支出高达1.3万亿元，但其地方预算收入预计仅为5778亿元。
财政支出相比收入多出的6000多亿元，最终主要靠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进行弥补，小部分来自上年结转及举债收入。
要指出的是，四川严重依赖转移支付，但省会成都却是净贡献者，并非所谓“成贯吸”之说，纯属偏见。
根据当地官方报告，扣除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后，成都对省级和中央净贡献税收约为50%。
东北的黑龙江等省份，依赖度更高。
根据预算报告，2024年黑龙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5667.3亿元，但收入预计1466亿元，这其中巨大的缺口，只能借助转移支付进行补足。
做大蛋糕，也要分蛋糕。这些省份，无疑都是转移支付制度直接受益的一方。
二
从人均转移支付来看，谁是最大受益者？
衡量转移支付，不能只看简单的总量，必须考虑到省情的不同，尤其是人口规模的悬殊，这就凸显了人均的重要性。
事实上，转移支付总额最高的四川、河南、湖北、湖南，人均数据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只是居于中游。
而广东、浙江等经济大省的人均转移支付不足2000元，在全国垫底，与其人均税收上缴贡献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整体来看，拿到人均第一的是西藏，也是唯一超过6万元的省份。
这也不难理解。西藏地处偏远，环境艰苦，经济产业基础薄弱，但肩负国防重任，战略意义重大，因此给予大量的转移支付，并非没有理由。
事实上，西藏的平均工资位居全国第三，而人均养老金收入更是力压京沪，也是这一逻辑的体现。
在西藏之后，青海、新疆、宁夏、甘肃、黑龙江、辽宁、吉林、海南等地的人均转移支付，也超过了1万元。
这些地方，包括东北三省、西北四省区，多数属于欠发达或财政困难地区。
虽然能源或粮食资源丰富，但整体经济实力不强，产业基础过于薄弱，财政造血能力严重不足，亟需转移支付的支持。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欠发达地区、财政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设立专门的转移支付项目，地区间人均财力差距快速缩小。
同时，对于粮食大省，在不断扩大纵向的转移支付之外，未来或将引入横向补偿机制。
今年一号文件指出，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让地方抓粮不吃亏、有动力。
这将是粮食大省、能源大省和边疆大省的利好。
三
谁是财政净贡献第一大省？
许多人发现，连广东、江浙沪、北京等发达地区，也在享受转移支付。
究其原因，根据凯风《中国城市大变局》一书，我国采取的是分税制，无论税收产自何地，都要在央地之间进行分成，各省都要上缴一定比例的税收。
这是财政集权的体现，也是典型的初次分配，给中央带来更为充沛的财力，在均衡发展中掌握主动权。
然而，由于财权、事权不相匹配，地方承担更大的财政支出责任，即使税收第一大省广东都难以做到100%自给自足，不得不借助转移支付进行弥补。
转移支付，相当于财政二次分配，抽肥补瘦，满足欠发达地区所需。
对于经济大省来说，从中央拿回的转移支付，与上缴的税收不成比例，两项抵消之下，广东等省份仍是最大的净贡献来源。
反观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由于地方财力相对不足，上缴税收极其有限，而获得的转移支付又极为庞大，自然而然成了最大受益者。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数据相对齐全的2021年为例，在内地31个省份中，真正对财政有净贡献的只有8个省份。
这些省份中，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为主要贡献者，山东、天津、福建为次要贡献者。
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每年创造的税收超过2万亿元，但最终留给自己的仅有1万亿元，扣除拿到的转移支付，对全国的净贡献近1万亿元。
所以，广东在经济、工业、外贸、人口第一大省之外，又获得财政净贡献第一大省的称号。
这个第一，含金量可谓独一无二。
正是得益于沿海经济大省的贡献，我国有着充沛的财力进行转移支付，以实现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
所以，近年来，国家层面不断强调“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甚至要求东南5省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沿海经济强省经济、税收能否保持稳定增长，关乎的不只是自身财政开支的可持续性，更影响到包括中西部、东北在内的几乎所有省份。
不过，即使是经济大省，财政汲取空间也存在天花板，而自身也面临各种超预期因素的冲击。
与此同时，中西部、东北地区的地方债务问题开始凸显，依靠转移支付托起的大基建、大投资模式难以为继。
所以，去年以来，各地纷纷强调“过紧日子”，国家层面更对此提出具体要求。
可见，无论未来转移支付制度如何改革，“习惯过紧日子”，既是要求，也是常态。
四
大国优势，在于全国一盘棋。
无论是财政转移支付，还是养老金转移支付，历来都存在争议。
有观点甚至认为此举导致东部地区负担过重，而中西部坐享财政补贴红利，不利于长远发展。
且不说东部地区的发展，离不开中西部劳动力人口的支持，而这些流动人口缴纳的税收、养老金多数都留在了东部，充实了其财政、养老金基本盘。
更关键的是，大国一盘棋，没有哪个省份能够独善其身，每个地方都有贡献，但也同时从其他地区的贡献中受益。
中国有经济大省、工业大省和财政大省，也有粮食大省、能源大省和电力大省。
没错，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东部经济大省，是全国财政转移支付和养老金统筹调剂的最大贡献者。
但也要看到，正是无数中西部省份、东北省份，在挑起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的大梁，通过非市场定价，助力东部地区的发展。
西电东输、西气东送、北煤南运、北粮南调，都是典型体现。
从能源电力来看，山西、内蒙古、陕西的煤炭，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水电，都有力支撑了东部地区的发展。
从粮食来看，黑龙江、河南、山东、内蒙古、吉林、辽宁、河北7个北方省份，粮食总产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
所以，既要看到东部经济大省的贡献，也不能忽视西部和北方省份对于经济基本盘的重要性所在。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西协力，南北协同，共同维护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产业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