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一个震惊全国的日子，戴笠乘坐的222号飞机在岱山困雨沟坠毁。戴笠，这位国民党情报机构的领导人，他的死亡引起了无数的猜测和争议。当时，戴笠的好友胡宗南曾质疑毛人凤和沈醉，试图揭开这起事件背后的真相。
毛人凤和沈醉，两位国民党高层，对外宣称戴笠的死是一次不幸的飞行事故，由于气候原因导致驾驶员失误撞山。他们甚至阻止胡宗南亲自前往坠机现场，只是提供了一些现场照片作为证据。
然而，胡宗南的疑虑并未因此消除。在沈醉的回忆录《军统内幕·胡宗南和戴笠、毛人凤的关系》中，详细记载了胡宗南的疑问和毛人凤的回避。沈醉的笔触似乎在暗示着什么，但真相究竟如何，无人知晓。
直到赵新的回忆录《戴笠摔死真相》的发布，这位幸存的飞行员，也是戴笠专机的驾驶员，首次公开了戴笠坠机事件的内幕。赵新指出，戴笠的死并非单纯的飞行事故，而是国民党空军史上的一件丑闻。
赵新的身份特殊，他曾在全国政协主发的《纵横》杂志上披露这些秘闻。这表明，赵新可能已经起义或投诚，因此能够公开这些原本被封锁的信息。
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在其著作《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对戴笠的死因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考证。他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原因，并引用了美国战略情报局间谍用品发明家斯坦利·拉维尔的说法。拉维尔证实，他们发明了一种装置，能够在飞机升到一定高度后自动引爆，而这种装置的最大客户正是重庆的部队。
现场勘察的结果与拉维尔的说法不谋而合。机尾与机身分离，且基本保持完好，没有受到机身大火的焚烧。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机上人员无一生还，机身被烧毁，只有尾部还能辨认出编号。
这一发现，似乎为戴笠的死因提供了新的线索。机身和乘员的惨状与机尾的完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否意味着机尾与机身在撞山前就已经分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机尾为何能够幸免于难？
赵新的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戴笠坠机前的一系列反常事件。1945年秋，四川凤凰山机场成立了“空军空运队”，而这个队伍的成立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沈醉在回忆录中揭露了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在购买飞机时的贪腐行为，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抗日飞机的破败，无法抵抗敌机的侵袭。
赵新，作为“空军空运队”的飞行员，后来被调往北平驻防，并成为了戴笠的专机驾驶员。1946年3月15日，赵新接到了一项任务，要求他驾驶222号专机从北平飞往上海。赵新是上海人，已经八年没有回过家乡，因此对这次任务充满了期待。
然而，就在赵新准备起飞的当天，他被告知有急事需要他立即离开，由另一位飞行员张远仁接替他的位置。这让赵新感到非常愤怒，他不明白为何张远仁能够轻易地取代他的位置。
赵新回到城里，飞行队长给出的解释让他感到困惑。队长告诉他，张远仁有急事需要去上海，因此被派去替换他。队长还承诺，赵新以后还会有去上海的机会，并让他担任本周的值星官。
赵新的愤怒并未因此平息，他质问队长，为何张远仁有急事，而他就没有？队长的回答更是令人费解，他告诉赵新，过两天会给他一个解释。
赵新的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戴笠坠机现场的情况。机翼和机身均已烧毁，只留下一截飞机尾巴，仍可看清尾部编号‘222’。机尾完好地与机身分离，这件事本身就透着蹊跷。
赵新对同僚的了解让他觉得队里的安排很诡异。张远仁和冯俊忠都是在旧式的飞行训练中培养成才的，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的训练。尤其是利用无线电波、单凭听觉的盲目飞行和利用无线电罗盘的定向飞行，他们全都没有学过。
换下了有经验的机长赵新，换上了未经过“美国空军训练中心”严格的科学训练的张远仁，这是否意味着戴笠的死早已注定？队长在戴笠坠机后给出的解释，更是令人难以置信。
赵新没有透露队长的名字，但队长“自爆黑料”说派张远仁顶替赵新，是为了到上海做黄金美钞走私生意。这一说法显然缺乏可信度。戴笠作为老蒋的耳目和爪牙，他的专机怎么可能被用来走私？
戴笠坠机后，那个队长居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这是否意味着毛人凤和沈醉也失明、失聪了？赵新说那是不可能披露的一件丑闻，但睿智的读者诸君，却一定能从戴笠坠机前的反常之处，和赵新表示“理应如实地公之于众，使人们了解其真相”的回忆中，综合分析得出一个比较科学准确的结论。
戴笠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赵新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这起事件。虽然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揭开，但赵新的叙述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事件背后的复杂性和可能的阴谋。
戴笠的坠机事件，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飞行事故，更是一段尘封的历史，一个时代的缩影。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政治斗争的残酷，以及人性的复杂。这段历史，值得我们铭记，更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