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我们最好的朋友是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他们能够将中国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客观地描述很亲密的朋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中国之行中，梁思成夫妇带给我们很大影响。
如果把我和威尔玛作为文化沟通的中介的身份加以报道，那么，报道内容中，不可避免地会提及他们，以及他们的好友和邻居金岳霖教授。
梁思成、林徽因、威尔玛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用几件事情可以展现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可见证我们的友谊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他们在北京的住所位于北总布胡同，这条胡同靠近东城墙，我们所在街道的尽头，所以，我们算是邻居。
他们的家庭成员包括梁夫人的母亲，一个名为“宝宝”的小女儿和一个小男孩。而且，梁思成的房子穿过花园可以直通到金教授家，他们就像居住在同一个宅院。
对于梁思成夫妇来说，他们的家庭对其有着深远的影响，梁思成是家中的长子，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作家、改革家、学者以及政治领袖梁启超。
20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的地位与当时美国的伊莱修·鲁特、海明威、约翰·杜威以及沃尔特·李普曼加在一起的作用相当。
来自广东的他，少年得志，师从康有为，师生二人密切合作，鼓动年轻的皇帝，于1898年发动了戊戌变法。
当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逃到了日本。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他用其妙笔生花的文字撰写了很多有关西方思想的著作，给年轻一代带来了启示，这只有博学的中国古典学者才能做得到。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成立了进步党并服务于北京不同时期的多个政府。作为他的儿子就像是成为小罗斯福或是小肯尼迪一样，区别在于，在中国子女会更加孝顺。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来自福建，是梁启超一位亲密的政治伙伴，二人同在北京政府共事，同时，也是1919年巴黎和会的观察员。
梁思成夫妇与费正清夫妇合影 图片来自网络
作为两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名流的子女，梁思成与林徽因之间的婚姻，部分原因是为了取悦他们的父辈，他们都身材瘦小，像南方人，也称得上是青梅竹马。
他们同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学，担负起通过现代科学的实地考察方法重新焕发中国历史建筑的风采的艰巨的爱国任务。
有着中英两种文化教育背景的林徽因，还有一个教名：菲利斯，但是，她觉得基督教除了难看的十字架和普世的道义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她还是一位极富创造性的作家、诗人，有着很强的审美能力和广泛的兴趣爱好。她擅长交际，而且极富魅力，无论在家，还是在其他任何社交场合，她永远都是目光的焦点。
金岳霖是一位哲学家，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伦敦大学以及其他地方求学，也是中国主要的逻辑学家。
12年的国外生活让他的英语水平炉火纯青，他的得意弟子王浩，专攻符号逻辑，如今在美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此外，大家还喜欢亲切地称其为“老金”，这是一种随意的、非正式的昵称。
有一次，我从上海写信给他，提到了获得中国女子网球冠军的王家姐妹，他回复说：她们中每一个都要比另一个漂亮。
他很喜欢这句看似合乎逻辑，却并不符合逻辑的话。结交这样的朋友，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而且，可以互相为对方打开眼界。
我们喜欢吃他们的“便饭”，我们也会闲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里熟人的性格等。
如此集中地接触中国社会的各种信息，他们当然知道每一个人的底细，会以规定的方式背诵中国诗歌，并将其与济慈、丁尼生或是林赛的诗歌作比较。
他们更是了解宋朝的画家、书法家，当然，也通晓北京当地的典故。
通过他们的视角，我们开始看到中国文化整合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知道哪些应该保留下来，哪些应该借鉴国外。
然而，两种文化的融合问题，从未有人深入地理解与展开过。这是一种尚未开辟的双重文化领域，没有多少人曾如此深入、自发地去钻研，需要智慧、毅力和勇气。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证实，这种融合的难度，对于上了年纪的毛泽东及他周围的那些新的当权者来说，变得更大。
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些纯粹的仇外者，破坏了梁思成这代人逐渐取得的大量的成就，破坏比建设要容易得多，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满足造反的需要。
和梁思成夫妇在一起时，我们当然向他们提出恢复与西方的接触，会随意地谈论哈佛广场、纽约的艺术家和展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剑桥大学的巴格斯园、柏拉图和托马斯·阿奎那、新体诗等。
此外，威尔玛由于她那富有创造性的漫不经心，竟然转向了梁思成的研究领域，事情发生得如此自然，其中还有一段令人兴奋的插曲。
当时，威尔玛的业余爱好就是修复拓片，她在原来碑石被损坏的地方，用墨水修补，为其恢复原貌，她被石刻上所描画的健硕的汉马、带顶的战车、战争和宴会的场面所深深吸引。
这些石刻或画像砖的年代，为公元2世纪早期，来自山东一个偏远的地方——武梁祠。
于是，在1934年4月到5月期间，威尔玛和她的朋友玛丽·皮克从天津乘火车坐三等车厢沿津浦线前往山东考察。
塞瑞斯·皮克来自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当时，在北京学习中国法律，为期一年。
在济南，她们见到了明义士博士，他是加拿大传教士，也是考古学先驱。他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殷墟甲骨》中，提醒那些西方学者关注商代遗迹。
在福开森博士的介绍下，两位女考古学家看到了其在济南的收藏品。她们甚至坐着上山的滑竿，去探寻隋朝的洞穴遗迹。
后来，又南行去了济宁，找到了令人尊敬的传教士埃姆斯先生。他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杰克逊维尔，在大学时，就认识亚瑟·费尔班克。
随后，她们乘车到了嘉祥县，并找到了这些著名的石刻，发现墙上的石刻被水泥涂上，成为一间频繁使用的教室的墙壁，没有受到任何保护。
然而，印有石刻的拓片已经流传了近百年。这些拓片也是三角形的，与石刻形状相符。
嘉祥县，武梁祠 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威尔玛冒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她想要修复这座祠堂建筑。
两年之后，回到哈佛，她开始重新整理拍摄的一组武梁祠拓片的照片，并按照它们最初在祠堂内墙上的顺序，重新排列。
人物图像很有帮助，按照图片指引，她认为西王母石刻所在墙面可能位于西边。她还认为，祠堂的北墙应该有一个壁龛，后来，在新近发掘的遗址中，证实了她的推断。
1938年威尔玛有关武梁祠石刻的文章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刊》上。它表明，在传统上著名的手工制品中，一个新的问题被提出，会引起多大反响。
之后，威尔玛很快成为梁思成中国建筑研究协会的外籍荣誉会员，并继续以其他的方式，进行着考古学方面的修复工作。
以后，哈佛燕京学社的副主任格伦·巴克斯特于1972年收集并出版了《文物修复历险记》一书。
还有更多的事，发生在1934年的夏天，梁思成夫妇同我们一起来到山西的滹沱河，再一次住进了小峡谷中恒慕义博士的磨坊，我们住的房屋宽敞而凉爽，位于溪流的上游。
这是一个由十几户传教士家庭组成的小社区，他们居住在这个山谷的其他磨坊。
我们曾带着郭先生来过这里，从省会城市太原沿窄轨铁路在终点站下火车，乘坐公共汽车穿过炎热的平原到达汾河，然后，步行进山。
但是，我们没有带厨师和生活用品。随后，我们从邻居雷诺兹家借了一套生活用品，他们是来自肯塔基州伯利亚的非常友善的传教士。
在这里，找厨师非常困难。我们第一次试用的厨师不仅不会做饭，而且还有疾病。
他拿着我们的钱去看病，把钱花到了其他地方，却回过头来，继续吵闹着向我们要更多的钱，赖在我们这里不走，最终，有着极强道德感的我不得不使用暴力。
我把他从床上拖下来，拽着他的一条腿，把他拖到院子里，然后，将他和他的行李都扔到了门外。
由于在这起事件中我占着理，所以，这个方法很奏效，他灰溜溜地离开了，社区的人都拍手叫好。
接着，我们找到另一位学习能力很强的替代人选，名叫廷芳，他的名字和受人尊敬的外交家伍廷芳一样，按照当地的口音变成了“剃发”。
他很机灵，相比这些，他的奉献精神更为难得，他天生乐观而又很可靠。例如，即使我们都外出，没有向负责日常采购的伙计订货，他也会帮我们准备好足够的生活必需品。
8月初，梁思成夫妇在外出实地考察之前，来到这里度假。林徽因穿着整洁的白色裤子和蓝色的衬衣，与梁思成的卡其布衣服形成对照。
老金没有来，但是，从北京的酷热中寄来了信，信中写道：
“这里的天气根本不在乎人们的感受，它戏弄我们，激怒我们，使我陷入了可怜的境地。在这种环境中，我们的幽默感稍许高于意识水平。
我已经远离了文明，我想说，与其说动物像我，不如说我更像动物。但是回想起来，似乎这么表述并不正确。”
“依照你描述的天气状况，你现在应该每个人穿着两件皮大衣。那你怎么打网球啊？
王家姐妹难道也是这么打网球的？或许除了更加漂亮外，她们中的每一个还比另一个更加耐寒吧。”
梁思成夫妇的实地考察地点，是沿着汾河山谷南下，像以往的行程一样，他们先在图书馆里，通过查阅当地县志，对这个地区的各个村镇进行前期研究。
如果一所庙宇修建于唐宋时期，又没有出现在元、明、清各个时期被损毁以及重修的建筑名单中，那么，也许它们还在原址上屹立着。
每当到达一座寺院，梁思成就会拿出莱卡相机，对建筑物进行全方位拍照，而林徽因就靠我们的帮助进行测量，绘制比例图。
林徽因在测量佛光寺石幢的高度 图片来自网络
所有的工作，大概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只有在午饭时间，才能稍作休息，尽管实际上梁思成的腿脚有些毛病，但仍然能在建筑物的屋顶上和椽架上爬行。
他在学生时代，有一辆摩托车，然而那时候人们还不熟知现代交通规则，无可避免地他发生了车祸，摔断了腿。此后，骨头被接上了，但腿因此短了一些，后来，造成了颈椎弯曲，背部受损。
年老后，他不得不穿戴着背部护具，有点像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戴着的护腿用具。尽管如此，梁思成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事业当中，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他。
拍照和测量之后，梁思成夫妇会搜寻铭刻碑文。在石碑上面会刻有官方的文献，捐资修葺者可能会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加上日期。
梁思成与林徽因最终发现一座真正的唐代建筑，也是当时所知的最古老的建筑物，位于太原东北的五台山。
他们根据联结在房梁与柱子之间将屋顶重量分散的斗拱的尺寸来判断建筑物的大概年代。（这些斗拱的尺寸随着年代的推移逐渐变小，数量却逐渐变多。在东京奈良的寺庙，斗拱尺寸和五台山的大致相同。）
但是，他们开始时没有发现建造的年代，直至后来林徽因在横梁的捐赠者的题记上，找到了具体修建时间。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外景 图片来自网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现这栋建筑的时间是1937年7月7日，正是中日八年战争爆发的那一天，他们在华北的实地考察项目，也因此被迫停止。
梁思成过去会搭乘客车，来到华北地区寻找遗迹，与当地百姓一起挤在车里。
如今，我们建议也乘客车顺着汾河谷走下去。但是，却发现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派军队将道路改为了窄轨铁路。
蒋介石曾催促他将其改为标准铁轨，但是，自从阎锡山1912年统治山西以来，他一直未改，因为，他不想让国民党或日本军队的火车进入他的管辖区。
我们还见识到梁思成用老派的上层社会方式，与军官和地方官员打交道的过程。
例如，当我们在寺庙和军队争用露营地的时候。他虽人很瘦小，而且有些跛脚，但是，他表面上看充满自信，穿着也很现代。低调、礼貌而恭敬地将其名片递出，上面印满了各种头衔和机构团体，高雅的谈吐中，时不时会提及几个名人。
这时候，谈话的对象也会变得越来越有礼貌，并且开始想方设法地帮助我们。
他的所作所为，展现了如何利用旧中国统治阶级地位的有利条件，使得事情顺利开展。
如果既没有汽车又没有火车能够搭乘，那么，我们就带着寝具用品和口粮，依靠马车和人力车赶路，当然主要是靠后者。
在灵寿县，一位旅馆老板收了我们4美元后，安排4个人力车夫在三天内，将我们送到了赵城，但是，他们坚持每两小时停下来休息一小时。
我们有时选择铁路线赶路，以此来避开轰炸或绕开一些沼泽湿地。我当时存有的记录如下：
一路上，遇到了6辆陷入泥泞的大卡车和正在发牢骚的天津司机。
等我们到了一个距离霍州还有10里地的旅馆时，我们得到一位天津司机的援助，他威逼这些人力车夫继续前进，路上从头到尾靠着手电和一个手提灯的小男孩照明。
这些司机都来自河北省，一个有着3000万人口的省份，即便他们都是亲戚，比如眼前这些卡车司机，口音也都并不相同。
大概在午夜时分，我们来到了霍州附近，我们踉踉跄跄地穿过西门，找到了一个向导，他放下手中的鸦片带我们来到了中国内地会。
在这里，我们吃了陈夫人为我们准备的无比好吃的汤面，躺在床上时，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
这一天，我们走了30里总路程中的将近20里。
中国的现状让我大开眼界，人力车夫出卖苦力也是其中一部分。同样，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也曾有过黑奴制的时代。
但是，这些罪恶早晚都会被消灭。在长途跋涉赶到霍州之后，我写道：
人类对待其他人，不应该像对待动物一样。文明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正是阻止这种行为。
然而，现代中国的工业化却导致用人力来代替动物和机器；这与西方工厂中工人操作机器不一样……
拉人力车可能是最简单的工作。它需要的只是像动物般肌肉强健以及像马一样地在路上跑，以及能躲避一些坑坑洼洼的意识。
不过，我们雇用的人力车夫不精明的安于现状，闷头拉车，而其中两个较为精明的则显得愤愤不平，当我们付过钱之后，还继续索要小费，嘴里说着：
“我们已经为你们做牛做马了。”
如今，在中国的人力车的作用与19世纪美国的马车类似：城里有身份的人，有自己私人的人力车夫，而在远离城镇的地方，作为传递现代文明的交通运输工具，人力车是汽车、铁路的分支，当然，在不发达地区也是运输的工具。
奇怪的是，在古老的山西，两大主要的现代服务机构——政府和教会似乎无法出现交集—— 一个不断壮大，另一个日渐衰退。
在铁路上工作的士兵，大部分是河北人，体格健壮且对人友善。除了为铁路公司工作，他们也会有扔手榴弹和其他体育锻炼的项目。
在少数村庄以及所有城市的学校和军训营（例如，被征用作为兵营的寺庙）都有篮球场，有些地方，还有跳高用的架子。
在霍州，我坐在一所寺庙学校后面的建筑物的屋顶处，观看男孩子们踢球，他们就像美国孩子那样喜欢穿着很少的衣服踢球娱乐。显然，现代三民主义的学生把运动变成了一种学习课程。
教会的好客以及为我们提供的住宿环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个镇上，都会有教会服务处，他们随时准备接待你的到来，提供当地的报纸、指南以及联络方式，且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
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教会的全盛时期早已过去，但是，他们的服务就像如今很多中国的旅行社一样，至少会告诉你尽可能多的有关当地的情况。
梁思成和我们一样，对他们的帮助深表感谢，对在自己的国家却要依靠外国人的帮助，未免会有些遗憾。
梁思成、林徽因寺庙考古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霍州，中国内地会的特里克先生带我们来到客房。当我们睡醒之后，他为我们的英式早餐做祷告，声音动听清晰。
他眯成一条缝的眼睛和长长的上嘴唇与他的传教士奉献精神显得十分相配。20年来，他在教会任多个职务，一年前，被派到霍州这个地方。
但是，他遭到当地人无声的反对，现在作为父亲，他照看着三个孩子（另外三个在烟台教会学校），而他的妻子，需要好好护理她的心脏。
在物质生活上，他秉承了戴德先生严格自律的传统，他总是带着优雅的微笑，这是他战胜一切的法宝。
多年来，他保持着他曾供职的英国卫理公会的标准和形式，以淀粉食物和布丁为食，阅读《泰晤士报》了解当今时事，对国王充满崇敬，准备让孩子们接受英国教育，政治上是保守派，虽然工作与生活随遇而安，但一直不忘自己是一位英国人。
霍伊特医生也属于同一类人，他年近50岁，头发灰白，长脸细眼，嘴不大，却有着结实的下巴。
他对事物的兴趣如光芒闪烁，对他的上帝，有着直白的信仰。他说我们的经济问题，本质上是道德的问题，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们的医院是为了让人们信仰基督教而创办的。因此，护士必须有说服力，能够不失时机地寻找为病人讲解基督教的宗旨和教义的机会。
霍伊特夫人这么多年来共养育了6个孩子，但对神很虔诚，对中国一无所知，曾经努力劝诫威尔玛加入教会。
霍伊特医生有一辆特洛伊汽车，到他手里时已经转手过三次了，没有变速器，发动机在座位下，有手动曲柄，略显怪异。
我们警告他不能通行的路，他开着这辆车竟然通过了，他有一个与梁思成同款的莱卡相机，还和我一样就读伦敦大学，拥有上一代人的思想且很有能力。
中国内地传教团有1303个分部（主要是斯堪的那维亚传教团）以及8万名教友。大概每个分部有60名教友。
他们只与内部成员结婚；休假和工资不固定；主要由来自上海和伦敦的何斯德等人管理。
由于教会实行权力下放，所以，所有教堂的经济大权都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外国人只是提供一些建议而已。女教士在家中联系女性传播教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如何来评价基督教传教团对中国作出的贡献，这真是一个难题，可能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你无法用任何令人信服的方式来回答。
这次考察回来后，梁思成夫妇带回几个庙宇的资料，兴致很高。不过，其中一个寺庙的明朝壁画被盗走并卖到国外，毫无疑问，寺庙的僧侣或是其他负责人被收买了。
而我们的友谊也在共患难的旅途中形成了。在空旷道路上的历险，让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中的4个人越来越贴近，平等而没有主客之分，自此，我们一直都是亲密的朋友。
1942年至1946年我们在中国西部见面，1947年，梁思成又来到美国与我们见了一次面。
1981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威尔玛也正在准备整理梁思成夫妇建筑史方面的著作，这是对抗苦难取得成功的故事，而灾难已经被英勇地战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