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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从法西斯到自由主义者的转变
殷海光，被尊称为台湾“自由主义的领港人”，在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共同在台北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成为该杂志的核心人物。
然而，后来《自由中国》被当局停刊，殷海光返回台湾大学担任教职。
殷海光的成长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他是一个年轻时带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热血青年。
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他崇拜蒋介石，坚信“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甚至当闻一多在课堂上批评蒋介石时，他组织了同学一起反击闻一多。
然而，殷海光的观点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在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期间作为《中央日报》的记者采访时，发现宣传与民心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人民中存在着反蒋情绪。
那时起，他开始反思蒋介石政府的政策，并对其产生批评。他常常发牢骚地说：“老蒋他当年要是听我的就好了。”
随着时间的发展，殷海光逐渐转变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选择了留在台湾，这体现了他的政治倾向。
他开始以一个反对派的姿态出现，与其他外省知识分子一起反省国民党的败退。他属于以胡适博士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蒋介石不够民主，需要进一步学习西方民主体制。
然而，殷海光的教职被当局停止，这并没有阻止他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他在台大图书馆的《自由中国》杂志引起了王晓波的兴趣，王晓波成为了他的学生。
尽管殷海光的课被取消，但他的思想仍然影响着学生，他们经常去拜访他，向他请教问题。
殷海光的一生经历了从法西斯到自由主义者的转变，他的思想不断升华，虽然他英年早逝，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都周刊：为什么殷海光先生被禁止上课？是因为他对政府有批评言论吗？
王晓波：实际上，台大一直有较为自由的言论氛围，大家对说真话的人都较为尊敬和保护。
殷先生自己也告诉我，在课堂上，他无需刻意批评政府，因为台大的学生都很聪明，他只需一个眼神，学生们就能理解他的意思。
但殷先生个性坚强，即使面对压力，他依然坚持初衷。后来我了解到，政府曾提出让殷先生担任“教育部”的闲职，待遇优厚，只需少量工作，条件是减少他的言论，但他拒绝了，他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最终导致了他的课程被取消。
南都周刊：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坚决停止他的课程呢？
王晓波：据殷先生的朋友胡学古所述，有一次他们与一名军人会面，讨论刺杀蒋介石的计划。殷先生在此过程中可能做出了一致的手势，表达支持。
然而，这一计划后来被当局发现并被捕。殷先生因此被牵连，当局决定停止他的课程并对其进行监视。尽管如此，我相信以殷先生的性格，他并不会真的支持刺杀蒋介石，可能只是做出了一个不置可否的手势，被误解了。
南都周刊：他停止授课后，生活是否陷入困境？如何维持生计？
王晓波：尽管如此，殷先生的生活并没有问题，因为台大依然照发他的工资。但殷先生生活品味高雅，花销较大。他对食物有很高的要求，师母擅长烹饪。
当时台湾有很多美国书籍的盗版版本，非常便宜，但殷先生只购买正版，他从不乘坐公共汽车，认为这样做有失风度。而且殷先生不会骑自行车。他特别喜欢卤牛舌头，我常常骑自行车帮他购买。
他最大的困扰是，国民党控制了他的行动，甚至不给他办理出国所需的“护照”，即使哈耶克来台湾，也不允许他见面。
“殷先生的精神一直支持着我”
南都周刊：你说他的思想在停课后的第三阶段有了升华，能具体说明吗？
王晓波：是的，在那段时间里，尽管他身处困境，但他开始撰写《中国文化的展望》。
尽管殷先生的国学基础并不扎实，但为了写作，他阅读了许多古典思想家的书籍。当我记得他看到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时，他非常激动地与我分享，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
当他读到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时，他感叹这是中国的存在主义。尽管他当时还是自由主义者，但他是一个站在更高水平的自由主义者。
有一次，我看到他阅读美国的《生活杂志》，讲述越战，其中有一张照片，一个越南青年被美国士兵反绑着手，但仍然昂首挺胸，显得非常骄傲。殷先生说：“这是用道德对抗武器。”
他的后期思想倾向于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更加强调社会福利保障。
南都周刊：我看你研究的领域，如法家，为什么没有继承殷先生学术上的衣钵？
王晓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殷先生。我当兵回来，准备上研究所，我去询问殷先生，我说我想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殷先生非常支持，他说，这方面我教不了你，我介绍你去徐复观那里，你去和他学习。
你要知道，徐先生和殷先生是两派论战的代表人物，最为针锋相对的论敌。然而，我是他最亲近的学生之一，他对我寄予厚望，可以说是他的关门弟子。
他能将我介绍给他的论敌，说你要研究传统文化，就要跟随徐复观学习。殷先生的胸怀和风范真是令人钦佩。
南都周刊：殷海光先生这样的人物，遗憾的是早早离世，你认为他的癌症是否与国民党的迫害有关？他最后的心情是否非常压抑？
王晓波：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殷先生的离世与国民党的迫害不无关系。如果他们没有停止他的课程，如果他能够心情舒畅，或许他的健康状况就不会恶化。他从不饮酒，不吸烟，只是喜欢喝咖啡。
在他住院期间，是我们这些台大的同学轮班24小时照顾他。
他去世的那晚，轮到我值班。我看到他入睡后，突然胸口的起伏停止了，我立刻叫来医生，但他已经离世，走得非常安详。
殷先生去世后，台大负责安排他的后事，为了照顾他的妻子，特意为她安排了一份资料室的工作，国民党并没有干预。
我记得我们去《中央日报》发布殷先生的讣告时，接待我们的人说，因为殷先生曾经在《中央日报》工作过，所以只收取了半价。这显示了台湾社会的人情味，即使是国民党，也对一个知识分子保持了最基本的尊重。
殷先生去世时年仅49岁。
多年来，我也参与了党外运动（1973年，台大迫于国民党情治机关的压力，将王晓波及其他几位哲学系教师解聘，1997年台大为此事公开道歉），我相信是殷先生的精神在支持我。
现在我即将退休，我始终记得殷先生对我说的话：“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让人民不要受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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