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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6月，李维汉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从小便对身边的不公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青年时期便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并较早地投入到了革命实践中。在这一过程中，他结识了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李维汉便萌生了多党合作的思想，以此为基础，他成为了我党较早阐述统一战线思想的同志。这为他日后成为我党统一战线优秀的领导人奠定了重要基础，他的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李维汉统一战线思想的实践主要集中于他在湖南地区的领导工作中。在这一过程中，李维汉在国共合作共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认识到了湖南社会各界团体和民众合作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中共湘区委协助国民党成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工作中，已经出现了政治协商的雏形。
不过，第一次国共合作没能持续多久便以失败而告终。但这一时期，李维汉已经逐渐有了早期统一战线思想，并在实践中更全面地了解了这一思想可行性和要注意的问题。
延安时期，李维汉的统战理论对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实践发挥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成为了革命圣地，大批知识青年纷纷来到延安。在这一背景下，延安公学应运而生，李维汉于1938年3月出任校长。
李维汉主持学校工作期间，为前线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与此同时，他还格外注意对民族干部的培养。
李维汉管理学校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坚持统一战线。所以，在陕北公学，能够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性别、职业、信仰和党派的青年，他们在学习中互相鼓励、互相尊重，不断提高自己，武装自己，为成长为一名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革命战士而努力奋斗。
当然，李维汉在这一过程中还吸收了大量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我党的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4月19日，李维汉乘飞机抵达重庆，代表中共参加政协和宪草小组的工作。李维汉此行在重庆待了27天，除了忙于研究宪草问题外，他还曾到各处进行礼节性走访，并应邀在社会大学发表演讲，就边区的情况做了介绍，该校师生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1948年9月底，李维汉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部长，负责筹备新政协。李维汉先后同从香港和国统区来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广泛接触，同他们商讨与新政协相关的工作事宜。
当时，面对不少团体和个人送来的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工作人员焦头烂额，有些不知从何处入手。这时，李维汉提出了两点，一是严格分清敌我，二是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根据这一指示，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维汉被选为秘书长兼第一小组组长。他主要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人员，这项工作格外复杂细致。为了顺利完成，李维汉深入调查研究，经常为了某一个代表人员反复商议、斟酌，对于其他没能如愿参加的党派、团体和个人，他也亲自上门说明情况，确保对方理解并赞同。
在长达三个多月的努力后，一份具有极大代表性和广泛性的新政协代表名单终于确定了下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周总理直言“维汉同志出力最大”。当毛主席看到这份名单后，还将它形容为“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
除了筹备新政协外，李维汉还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被党中央采纳。
当时，毛主席曾询问李维汉说：“你认为新中国应该实行联邦制吗？”
李维汉听后，没有立即回答。此后几天，他仔细分析了我国的国情，并对此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最终得出了结论。
我国跟苏联的国情有着极大的差异。俄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且集中成片，自然适用联邦制。反观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仅占5%，且大多呈点状杂居。
于是，他明确指出：“结合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新中国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适合搞联邦”。
后来，在同许多民族的代表经过协商后，大家一致同意民族区域自治。就这样，这项重要制度被写进了《共同纲领》中。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过程中，李维汉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友好交流，促使他走上了爱国统一道路，祖国大陆由此实现了统一。而李维汉也和阿沛·阿旺晋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家的后代也将父辈的情谊继续维持了下来。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党外人士的思想发生了波动，压力巨大。在这一背景下，李维汉主动站了出来，同党外人士召开“神仙会”。会上，与会者畅所欲言，逐渐解除了顾虑，极大缓解了当时紧张的气氛。
1960年1月，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三位与会者聂叙伦、杨佩珍、杨鉴清三人的发言遭到了抨击。
李维汉听说后，立即约见了三人。见面时，他热情地同他们握手欢迎，还称赞他们“对党讲真话，是真朋友。”
谈话中，李维汉也一再对他们的发言表示肯定，临走前，他还表示要给他们撑腰，并大声说道：“为了真理，就算杀头也不怕。”
在国内物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的社会形势下，党内外人士经受住了考验，紧紧团结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李维汉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3年，毛主席将身处困境之中的李维汉召回北京参加工作。但1975年，李维汉的工作便再次陷入了停滞，江青甚至还威胁他要枪毙。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斗争，不屈服。
改革开放后，面对党内外出现了一些关于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的不和谐声音，李维汉坚决维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并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
晚年，李维汉开始撰写革命回忆录，除了回忆过去的战斗经历外，他更是对自己进行了自我批评，毫不避讳自己曾经犯下的一些错误。
1984年8月11日，李维汉逝世，享年88岁。他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党内资历深厚，有地位有威望，但他始终保持低调，更敢于开展自我批评，如此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去世，是我党的重大损失。
李维汉的两个儿子也都很优秀，长子李铁映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如今是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的总顾问。次子李铁林曾是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至今都在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红岩春秋2023年3期、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6期、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9期、金秋2021年17期、党史文苑2019年5期、文史博览2018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