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星期之后——1957年7月1日,《人民**》发表了一篇著名的社论，社论的锋芒，直指“章罗同盟”:
“严重的是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 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编辑部，就是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 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也就是这篇举足轻重、一字千钧的社论，写上了前面已经引述过的至关重要的论断:
“整个春季，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这篇社论还毫不隐讳地说，前一阶段的大鸣大放，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这篇社论，是对“章罗同盟”发起总攻的动员令。于是，大报小报，大会小会，各地方，一致讨伐“章罗同盟”。
章伯钧、罗隆基顿时成为最“忙碌”的人物。一天之中，上午、下午、晚上，要出席一场又一场批 判大会。入夜，还要草拟交代材料。
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人们勒令罗隆基作交代。罗隆基不得不站了起来。他显得很激动，推开了椅子，讲完了却忘了自己推开了椅子，坐下来，屁股着地，摔了一跤。有人居然拍桌子骂他“混蛋”……没有一个人拉他一下,没有一个人扶他一把。就连摔在地上的眼镜，也是他自己弯腰在地上拾起。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章伯钧在重兵铁围之中，不得不一再作违心之言,承认他和罗隆基“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联盟，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天底下哪有什么“思想联盟”“工作联盟”? 所谓“工作联盟”,章伯钧迫于无奈,说他与罗隆基同在民主同盟，同为副主席，共同主持盟务，在共同的工作中结成“工作同盟”。然而,“攻之者说有”,非要章伯钧承认“政治联盟”不可。这样，章伯钧只得又后退了一步······
罗隆基呢?他犟，他鲠，他倔，他直。他居然不识“时务”居然多次申辩。如同他把手杖折成两段一样,他的性格是爽烈的鉴于“章罗联盟”已成为1957年最大的一宗公案,在这里我原文照录罗隆基先生当年对“章罗联盟”的申辩词。这些申辩词摘于罗隆基先生的未曾发表过的遗稿,是珍贵的历史文献。
“辩之者说无”——请听一听“章罗联盟”的“罗”的实事求是的辩解。他是一个被当时报纸抨击为“态度顽固”的人。直至1957年11月7日——“反 右 派斗争”已入尾声之际,他在 检讨 中，仍矢口否认“章罗联盟”。
以下是罗隆基亲笔写下的话:
“在这次反 右 派斗争中,全国报纸刊物普遍地登载了‘章罗联盟’这样一个名词。······我同章伯钧合作，绝对没有什么私人勾结，更绝对没有什么共同秘密的政治阴谋。有人认为章罗两人由对峙而转成合作，必定是政治阴谋的结合，甚至认为‘章罗联盟’是在某地某时成立的，这是揣测之词，与事实不符。
“我同章伯钧的认识有20年的历史,共同在民盟工作有17年的历史。我同他有过长期的斗争，并且有过多次的斗争。我同他的合作是始终有戒心的。两人由来就是在合作中斗争，在斗争中合作。今天的合作，并不是什么划时代的新结合。直到今天，我同章伯钧的主观见解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的个性和作用是绝不相同的。我们今天的感情并不是真正融合的。两年来我同章伯钧就没有私人相约聚谈过一次，这就说明我同章伯钧两人合作的真相内幕了。”
罗隆基又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最近一年多来他跟章伯钧由对峙转为合作的原因与过程。但这仅仅是“合作”，绝非“联盟”。他写道: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愿先把四个副主席共同领导民盟的工作情况说明一下。民盟四个副主席是分工的。章伯钧负责指导文教;我指导宣传和学习;史良指导组织和妇女;高崇民指导监察和社会联络。民盟各方面的工作情况是由副主席分别掌握的。一年多来四个副主席形式上是集体领导，一切事先由四个副主席同秘书长(当时的秘书长为胡愈之——引者注)五人小组协商，重要事必经过中 央常委会的座谈和批准。
高崇民一再表示，任何事只要章、罗、史三人意见一致，他就没有意见。他的确对盟务管得比较少。他在章、罗、史三人中起了些调解纠纷的作用。史良同章伯钧从解放以来是比较合作的。她对章伯钧在盟务上的意见是比较推重的。她是第三副主席，盟中许多事她亦的确让章伯钧同我多负了责任。过去我同章伯钧对峙，盟内许多事的确很难决定······”
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副主席，罗隆基谈了为什么后来在工作上实行与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合作:
一、“当时许多民盟负责同志，如周新民、徐寿轩、沈志远、潘大逵等等十几人，都认为要搞好民盟，章罗两人应该合作。他们分别力劝我同章伯钧合作，我接受了劝告;
二、“章伯钧本人一次在民盟总部同我争吵时，当面说:‘统战部对你在盟中不合作的态度不满。”
三、“史良常对我说，‘章伯钧的理论高，对党的情况了解清楚，应多接受他的意见。’”
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隆基“为了省麻烦起见，我决定对章伯钧让步，同他合作”。
罗隆基再三声言:
“我同章伯钧合作，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秘密的阴谋盟中有些右 派分子交代时说接受了‘章罗联盟’的纲领和指示，实际上都是指民盟发出的正式文件说的。在我这方面，我绝对没有单独地或同章伯钧两人联合对任何地方组织或任何人发出过任何纲领或指示。”
罗隆基据实而言，批驳所谓的“章罗联盟”之说:
“一年多来，我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只限于民盟的范围。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和在《光明日*》的事情，他绝对没有同我谈过，我亦无权过问。他在民盟以外做了些什么活动，我不知道，我更没有同他合作。关于《光**报》，从1953年起我已经不是社务委员，我从来没有过问。自储安平就任总编辑以后，他只在今年5月19日单独地来看过我一次，谈过1小时20分钟。这是他20年来单独来看我的唯一的一次，亦是他向我谈他办《光**报》计划的唯一的一次。”
罗隆基指天为誓，以政治家的人格，写下这样感人至深的话:
“以上是我同章伯钧一年多来在盟内合作的全部真象。我绝对没有捏造，我绝对没有隐瞒。事实俱在，可以追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