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题材电视剧中,攻打日军炮楼是绝对绕不开的戏码。为了攻下炮楼,电视剧中的中共武装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人使用辣椒炮弹,将日军从炮楼中熏出来;有人使用木制大炮,将敌人的碉堡轰塌;有人干脆化作武林高手,直接用轻功“从天而降”,用拳脚痛殴日本鬼子。
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日军的碉堡可没有那么容易对付。曾经参与过“华北治安战”的日本老兵山田乙三回忆:
“我跟随军队在河北驻守期间,八路军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攻击。但结果却是八路军倒下数十人,而我军却一兵未损。”
小小的碉堡,真有那么厉害吗?
一、日式炮楼
平心而论,就绝大多数的日式炮楼来说,都是一些简陋的砖瓦制小碉堡。大部分炮楼,只有一层砖的厚度,最多只能抵御步枪的子弹,碰到机枪就有可能被打穿,更别说大炮了。
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种粗制滥造的防御工事,八路军依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1940年,八路军在正太线投入一百多个团、40万兵力,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主动进攻,史称百团大战。
由此日军对八路军开始重视了起来,并将其60%以上的军事力量都投入到围剿、扫荡、封锁我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行动中来。
针对八路军飘忽不定、火力贫弱的特点,冈村宁次制定了所谓“囚笼政策”,变短期鲸吞式扫荡为堡垒主义,步步为营,有计划进行清剿。
冈村宁次认为,八路军火力贫弱、缺乏火炮,即使简陋的碉堡也能发挥重要的价值,能够减少损失。另一方面,日军还可以利用碉堡集结兵力,分进合击,弥补兵力之不足。
因此日军胁迫民众,在华北各交通要道上大修堡垒,仅从1941年到1945年,日军就摊派了大约4500万人次的劳工来修建据点。为了尽快收集建筑材料,日军往往会将附近村落抢劫一空,然后拆了房子建造碉堡,害得百姓居无定所,只能流落荒野。
在重点区域,日军会建造防御设施较为完善的炮楼。这种炮楼用钢筋混凝土建成,不仅高大厚实,而且还用交通壕互相连接,外围树有铁丝网。
炮楼内部各个功能区域都很完备,作战室、弹药库、宿舍、食堂、厕所一应俱全; 通风口、烟道、瞭望口、射击口遍布炮楼四周,设计十分精致,视野没有死角。在碉堡之下,贮存饮水和粮食,可以持久作战。
而在非重点区域,炮楼就要简陋很多,其防御力恐怕还不如现在的猪圈。但即便是这种简陋的碉堡,也极其不好对付。
从1941年开始,日军一改之前分进合击、冒险深入的策略,开始稳扎稳打,利用优势兵力和炮火作为据点的跃进。每占领一个据点,就积极修筑堡垒,修公路,不断切割、蚕食我抗日根据地。这一种策略,一度让诸多抗日根据地陷入了绝境,
仅在1942年最初几个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就严重退缩,令人不安的是,有的接敌区变成了游击区,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而这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根据地的退缩由敌人的蚕食造成者占十之七八。
1942年5月,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到了退缩的顶点,也是敌后抗战危急的顶点。就在此时,日军派出臭名昭著的益子挺进队,在汉奸的配合下深入我抗日根据地,突袭了八路军的总部。在突围中,左权同志不幸牺牲,成为抗战中我军牺牲军衔最高的将领。在乱战中,彭德怀也险些牺牲。
那么日军的碉堡到底可怕在哪里呢?
二、给八路军带来巨大损失
首先,八路军缺乏重武器,至多拥有一些迫击炮。然而一般的迫击炮主要用来杀伤人员,而且是曲射火炮,对于顶层加厚的碉堡,根本没有什么杀伤力。因此我军进攻碉堡,只能用血肉之躯与敌人硬撼。
其次,日军人数虽少,但战斗力强大,枪法极准。有抗日老兵回忆:“日本那枪法真准,不能露头,一露头就可能被打死。”在武士道精神的加持下,日军往往在濒临绝境之时都死战不退,更别说投降了。
再次,日军炮楼一般位于交通线以及交通枢纽之上,建立在八路军活动的必经之路上。八路军无论是出任务、征集钱粮还是传递情报,都在敌军炮楼的监视之下。不仅如此,炮楼还能隔绝八路军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让我军得不到人员以及物资的补充。
最后,炮楼还能够成为日军扫荡我军根据地的出发地。一旦发动扫荡,日军便从各座碉堡之中倾巢而出。利用分进合击的手法,将我军分割、包围乃至于驱逐。
因此在日军炮楼10公里以内,八路军无法随意出入那里的村庄;附近二三十公里的村子,也随时可能被日军扫荡。
八路军只要一集结,就有可能被前沿的日军获知。然后日军就会利用其机动性优势迅速集结,进而发动大扫荡。
因此只要附近有炮楼,八路军就被迫分出相当的力量负责警戒。例如三八六旅所属七七二团为保障 1941 年全团整训顺利进行,陈赓最多时曾派出三分之一的部队到日军据点附近游击。
从1937年到1943年,八路军已经发展到了34万人,但历年负伤和牺牲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260869人,加上被俘和失踪的战士,总战损已经高达30万人以上。
在阵亡将士里,平均每死亡200名八路军,就会有一名团级干部,远超正常比例。由此可见,日军炮楼之凶狠。
对于这些碉堡,抗日军民是又恨又忌惮,经常用“乌龟壳”“王八窝”“狗屎堆”来指代这些碉堡。
三、祸害百姓
碉堡不仅能威胁八路军,更能祸害周围的老百姓。
在侵华战争初期,日军的伙食相对较好,“主食定量很高,而且有大量肉类作为副食,军饷、衣物及食品、日用品如猪肉、牛肉罐头、羊羹、香烟、袜子、肥皂等的分配也较为及时发放。
但随着战争进入了泥潭,日军的后勤变得越来越差。对于那些孤悬前线的碉堡,日军后勤部门就鞭长莫及了。因此碉堡中日军的食物、燃料,都得依靠自己解决。
作为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他们自然不会出钱买,他们最长做的,就是勒索和劫掠。
据曾在河北农村驻扎过的藤原彰记述:
“兵营位于镇子(景和镇)的西南角,兵营的四周围绕着土壤,土墙上盖有炮楼,院子中央是集中点名和操练剑术的场地,炮楼的正下方是哨兵岗位,这里是兵营的唯一的出入口。我们中队的本部龟缩在院子里,随便外出是不许可的。因此,出动参加扫荡作战对于士兵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外出机会。因为,士兵们得到长官的默许:一旦走出治安区以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抢劫,主要是寻找和抢劫各种食物。”
晋察冀日报在1942年8月报道,在灵丘县日军的一炮楼,驻扎有30多个鬼子,却强迫周边村子每天供应60斤白面或大米,80斤蔬菜,50个忌惮,还有10盒香烟。除此之外,每月要送到炮楼20只鸡,20斤猪肉,20斤鱼肉。至于糖、水果、烧酒等副食,日军随时要,村民们必须随时给。
要知道灵丘是个非常穷困的县,老百姓们自己都吃不饱,还得供应一群畜生,其悲惨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不给怎么办?日军就会出动扫荡,毕竟不给粮食,那肯定就是“通共”,自然杀无赦。除了将猪、牛、羊、鸡等肉畜、肉禽抢光,还把百姓的“门窗、木料、桌椅板凳、箱箱柜柜”等统统拆光、抢光,毕竟烧饭、取暖都需要燃料。日军没那么勤快,自然不会去砍柴。
长期驻守在狭小的碉堡里,每天面临着八路军的袭扰,日本兵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这种压抑的环境,让本就十分变态的日军变得更加的惨无人道。
日军最爱做的,就是强夺周围村落的“花姑娘。”
刘荣在日记里记载,平山县杨家庄“全村21个姑娘,没有一个落空,全被鬼子拉上岗楼奸淫了……1943年6月15日,正在割麦之际,由敌占区跑来的老乡,诉说他那悲惨的情形:平山十区杨家庄杨老头老母有三女二男,大女年十八,今春被鬼子拉上岗楼睡了月余,如今病了三个多月不能起床”。
这种情况在河北农村普遍存在,一旦哪户人家被碉堡内的日军发现有年轻女性,灾难就会立马降临。冀中马铺村一户人家,“仅有的才十五六岁的独生女儿,被鬼子抓到岗楼上去了,家里人托人三番五次的到岗楼去求情,至今也没回来”。③
在原属河北辖地后被日军划归伪满的宽城,日军建立了大量“人圈”,集家并村,在“人圈”四角建立炮楼,炮楼守军经常外出扫荡所辖“人圈”,以各种名义残害百姓,侮辱、强奸妇女,“糟蹋未出嫁的女子,因此未出嫁的女子不敢束辫子”,很多在地里干活的妇女经常被据点和炮楼的日军“抓走、轮奸,再用刺刀挑死”,日军以此为乐。
如果抢不到花姑娘,日军还经常无差别射杀路过碉堡的中国人。每杀害一个,变态的日本兵就会乐得手舞足蹈。
四、摧毁碉堡
那么到底该如何对付日军的碉堡呢?
欲攻下敌人的炮楼,最有效的方式自然是炮击。然而可惜的是,八路军几乎没有什么大炮。由于我军没有大炮的生产能力,因此获取大炮的方式只能靠缴获。
然而缴获一门日军的大炮简直比登天还难。日本军法极其严格,特别强调对于大炮的保护。一旦丢了炮,上至军官,下到士兵,都会遭到严厉惩罚。一般而言,若日军陷入了绝境,都会自行将火炮销毁,以免落入我军手中。
如果不幸丢了炮,日军就会发了疯一般地进行扫荡,势必将大炮夺回来。由于大炮比较笨重,而且缺乏炮弹,我军往往会将敌人的大炮拆开、埋藏。
既然没有合适的现代大炮,就只能自己想办法。
我军曾尝试着铸造一些土炮,也就是明清时的红衣大炮。其所发射的实心弹,确实能摧毁一些不甚坚固的碉堡。然而这种大炮过分笨重,动辄几千斤,需要很多骡马运送。而且这种大炮不像92步兵炮那样能够拆分运送,只能依靠人力、畜力拖着走。一旦遭遇日军的反击,火炮往往会被敌军摧毁或夺走。
其后我军又想到了改造迫击炮。八路军拥有自己的兵工厂,能生产迫击炮和炮弹。然而前文也提到,迫击炮是曲射炮,对于砖瓦结构的碉堡没什么好办法。
因此八路军的工程师们想到了迫击炮平射的方法。我军受到日军八九式掷弹筒的启发,采用了拉火击发的方法。即在炮尾增加一节尾管,然后拉火击发。这种方法,使迫击炮与地面的倾角等保持在5°以下。这样一来,迫击炮既能曲射,又能平射了。
然而迫击炮口径有限,炮弹威力不足,即使是平射,也只能对付一些较为粗陋的炮楼。面对坚固的炮楼,基本没什么用处。
因此,对付炮楼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强攻了。日式碉堡中的士兵一般不是很多,多则三四十人,少则五六人,我军可以集结数倍、甚至十多倍的兵力去围攻。
然而日军火力精准而密集,防御顽强,靠近炮楼谈何容易。即使越过敌人布置的战壕、铁丝网,我军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更可怕的是,我军炸药不足,制造不了多少炸药包,因此只能朝枪眼、通风口投入手榴弹。由于我军制造水平低劣,手榴弹威力不强,经常要扔许多手榴弹才能起到效果。
因此每当我军攻打碉堡,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东团堡战斗中,八路军出动了晋察冀第一军分区第三团,攻打东团堡的日军。
东团堡是一座大型堡垒,足足有170多名日军。经过3日的激战,170多个鬼子全部被打死,但是第三团的损失也相当大,战后竟缩编成了一个营,至少损失了一千多人。
要知道一分区三团可不是弱旅,是一支拥有大量老红军的主力部队,参加过黄土岭、雁宿崖战斗。然而即使是这样一支劲旅,面对日军的坚固碉堡,依然没有什么好办法。
渐渐的,强攻碉堡变得十分不合算,于是八路军开始采用智取。
首当其冲的就是火攻,日军碉堡的通风一般很差,且内部多为木制结构,十分易燃。
1943 年 6 月,离石民兵大队长李傅荣曾以两个仿照地雷原理造的‘快火手榴弹”。这种手榴弹燃烧速率极快,能够快速点燃炮楼。同时这种手榴弹还能产生大量烟雾,将敌军从炮楼里熏出来。
八路军还会观察日军的作息规律,采用夜袭、化装等手法拔掉碉堡。例如冀中文安县的姜村有个日军碉堡,“每天一大早,总有一个鬼子开门出来换哨,别的则都还死猪样睡着。这个情形被当地的民兵熟悉了,一天天还不亮,他们就带着斧头、镐头,藏在堡垒门外边。一会儿门开了,他们像一阵大风闯进去。那开门的鬼子眼睛还迷迷糊糊的,他们就一斧头一个,把还在睡眠的鬼子砍死甚多,剩下的也都做了俘虏”。
无独有偶,任丘县有鬼炮楼,驻扎着40多个鬼子。八路军派遣一些士兵化装成民夫,帮助日军干活,摸清其战斗岗位。
八路军发现天亮后,碉堡内的日军往往“早操不带武器,先低头背诵天皇圣训。因此八路军趁着这个机会,让游击队员化装成送粮的,趁敌人背“圣讯”之时,占领岗楼。
到了1943年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大量日军被抽调到太平洋战场,剩下的日军开始掌控不住局面了。各碉堡的日军自保有余,进攻不足。日军一旦攻不出去,碉堡的威胁性就大大降低了。
于是八路军采用围困、挤压的方式,迫使日军撤出碉堡。首先,我军会在碉堡周围布雷,切断其补给、限制其机动性;其次,迁走附近15公里以内的村民,让日军抢不到东西;最后,布置人员潜伏在碉堡附近,每天放冷枪冷炮。过不了多少时间,日本兵就因食物不足而撤出碉堡。
到了后来,我军甚至都懒得迁走碉堡附近的村民,而是在碉堡两三百米远的地方种庄稼,故意引诱饥寒交迫的日本兵前来夺粮。然而我军士兵早就埋伏在青纱帐里,并用“麻雀战”的手法痛殴敌军。
就这样,日军的炮楼一个个得被端掉,所谓“囚笼政策”也以失败而告终。在1943年7月,八路军仅仅控制了华北的两个县城,即晋察冀的阜平和平山,到1944年7月他们就控制了40多个县城,而到1945年,日军退回到他们在1938年初的阵地,只控制了几条铁路。
虽然八路军赢得了这场碉堡破击战的胜利,但是我军以及周边人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日军的炮楼绝不是抗日神剧里那样,靠着几发辣椒面炮弹就能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