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原本是一个籍籍无名之辈，在党内既无资历、也无威望，但后来，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陈伯达意外获得了毛主席的赏识，由此“一炮而红”，从无名之辈一跃成为著名的“红色理论家”，他写得很多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甚至被刊印成小册子，发放给党员干部们学习。
1939年，陈伯达再度迎来了人生的机遇，彼时毛主席身边正好缺少一个秘书，而中组部又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于是主席便将陈调到身边补缺。陈意识到这是一个博取政治资源的天赐良机，为了讨毛主席的欢心，他一直有意识的迎合主席，凡事都以主席意见为准，从不在主席面前说反话、唱反调。
事实证明，此举确实非常有用，经过几年相处，主席已经对陈伯达极其信任，几乎将他当做了心腹，有什么重要事基本都会交给他去办。而陈在成为主席面前的“红人”后，党内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慢慢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人，其威望甚至一度压过了一些功勋卓著的老同志。而一些想投机取巧、走后门的人眼看陈伯达步步高升，于是便萌生了攀附之心，随即开始想方设法巴结陈伯达。
陈很喜欢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而在一众“马屁精”的吹吹捧捧之下，他的思想开始松懈，内心的野心也愈加膨胀，这导致他慢慢偏离了正确的革命路线，逐渐走上了歧路。60年代中期，动荡爆发，陈伯达敏锐的意识到，这其中有“空子”可钻，于是他很快便顺应所谓的“潮流”，开始闹起了“革命”，与江青等人一起大搞阶级斗争，肆意迫害老同志。
比如在1966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借故向朱老总发难，称老总是个“野心家”，是“走资派”的“黑司令”，必须要进行批评和清算。朱老总听了陈伯达的话，气的浑身发抖，他闹了大半辈子革命，没想到最终竟被陈伯达一句话打成了“无产阶级的敌人”，这简直就是胡来！好在毛主席最终出面为朱老总讲了好话，陈伯达见状也就不敢再针对朱老总，他转而又将矛头对准了少奇同志和邓公。
通过不断搅弄是非、迫害同志，陈伯达博取到了大量政治利益，在1968年，他跻身中央核心权力层，而在次年的“九大”上，他更是接连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在党内排名第五，是名副其实的“实权派”。手握大权之后，陈伯达愈加得意、骄傲、张狂，他开始摆“官架子”，故意耍威风，嚣张跋扈到了极点。
时间来到1970年，在某一次党代会上，陈伯达力主恢复已经被废除的国家主席一职，并推荐林帅担任此职。党内有很多人对此有不同意见，比如张春桥，他坚决不同意再设置国家主席，此举直接激怒了陈伯达，陈伯达随即开始批判张春桥，大骂他有“反毛主席”倾向，并勒令他立即做出检讨，并收回自己的言论。
但让陈始料未及的是，毛主席对于他早已起了厌恶之心，而他在工作会议上的一系列发言更是让主席作呕，主席意识到他已经不是纯粹的革命者，而是一个精于计算的投机者，倘若让他继续“作妖”，未来很可能会惹出大麻烦来，于是主席当机立断，马上对他进行点名批评，他随即失势，一夜之间由“政治强人”沦落为过街老鼠，至此，他的政治生涯也宣告终结。
会议结束之后，陈伯达刚要离开会场，结果却被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拦住了去路，随后便被带走关押。陈伯达这下子彻底慌了，他连忙打电话给毛主席，结果却无人接听，他又打给林帅，结果还是未能接通。这让他倍感绝望与恐惧，往后的几天时间里，他是茶饭不思，整宿整宿的失眠，整个人颓丧到了极点。
时间来到1980年，陈伯达即将被押上法庭受审，为了争取最后一丝逃避法律制裁的机会，他又写信给陈云，希望陈云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给自己指一条出路，让自己出狱再为人民和国家工作一段时间。
但陈云却严辞拒绝了陈伯达的无理要求，陈云表示陈伯达过去犯下了累累罪行，必须要严厉惩处，否则不足以平民愤！当年下旬，陈被押上了被告席，接受人民的审判，他最终被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1988年刑满出狱，次年便因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