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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挫败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不久便开始推行一系列被称为“格拉斯诺斯特”（开放性）和“佩雷斯特罗伊卡”（重建）的政治与经济改革。这些改革旨在通过引入更多的政治自由和经济效率来振兴苏联的僵化体系。
“格拉斯诺斯特”允许了更多的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人们开始能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过去被严格审查的信息。苏联的新闻机构开始报道政府的错误，包括布热津斯基时代的暗杀政策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真相。这种政策的改变让民众对政府有了更多的期待，同时也加剧了对苏联政府的批评。
经济方面的“佩雷斯特罗伊卡”试图通过减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引入私有化和市场机制来解决经济的低效率问题。政府试图对农业和工业进行重组，减少官僚主义，允许私人企业的存在。尽管这些改革初衷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生产力，但实际上却引发了广泛的混乱和不稳定，经济短期内未能见到预期的改善。
戈尔巴乔夫的这些改革措施同时激发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政治压制的减轻，被压抑的民族矛盾开始浮出水面。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地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公开要求更大的自治权乃至独立。这些共和国利用新的言论自由环境，通过报刊、电视和公开集会广泛宣传其独立的理念。
1990年，苏联的多个共和国开始宣布拥有高于苏联法律的地位，甚至有些宣布了独立。这些行动直接挑战了莫斯科的权威，加速了联邦结构的瓦解。尽管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签署新的联邦条约来保持联邦的整体性，但多数共和国领导人的立场已趋于硬化，他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完全的独立。
到了1991年，苏联的政治情况更加动荡。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共和国的分离主义挑战，还必须应对日益增强的保守派力量的反对。这些保守派力量主要集中在党内和军队中，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和苏联解体的趋势深感不安。这种不满最终促成了1991年8月的政变，政变领导者试图中断改革进程，恢复中央集权。
“8·19事件”：挽救还是毁灭？
在政变开始的几天内，莫斯科市中心的人民抵抗力量迅速集结。成千上万的市民走上街头，抗议政变，支持民主进程。他们用公共汽车和其他障碍物筑起路障，抵抗军队的推进。尽管面临军队的装甲车和警告射击，人群中涌现出勇敢的个体，他们冲向坦克，手举苏联国旗和自制的横幅，高呼反对政变的口号。
随着抗议活动的持续和政变内部的分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控制力开始削弱。政变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和行动的犹豫也日益显露。几天后，随着戈尔巴乔夫从度假地返回莫斯科，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恢复职务，政变宣告失败。
苏联的国际地位与美国的角色
随着经济困难的加剧和政治改革的混乱，苏联的国际地位明显下降。这一时期，苏联急需外部支持以稳定其摇摇欲坠的经济和政治体系。1991年9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访问莫斯科成为了这一需求的显著表现。
贝克此行的主要议程包括讨论苏联对外援助政策的变动以及进一步的经济合作。面对经济困境，戈尔巴乔夫政府认为必须获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支持，才能避免经济完全崩溃。在会谈中，贝克明确表示，美国愿意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但这需要苏联在国际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包括结束对一些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支持。
尤其是对古巴的援助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自1959年以来，古巴一直是苏联在西半球的主要盟友，获得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然而，随着苏联自身资源的枯竭，继续支持古巴变得日益困难。贝克强调，苏联撤销对古巴的支持将是改善美苏关系的重要一步。
除了古巴，苏联的军事存在和援助活动遍及多个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安哥拉、莫桑比克和也门等地。这些活动不仅消耗了苏联大量资源，也成为美苏关系中的一个紧张点。在与贝克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同意逐步从这些国家撤军，并削减对他们的援助。
这一系列的决策在苏联内部引发了强烈的争议。许多苏联的官员和军事领导人视这些让步为对苏联传统外交政策的背叛。他们认为，这些措施削弱了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地位。然而，鉴于苏联的经济状况，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政府似乎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的条件以换取急需的经济援助。
会谈结束后，贝克与戈尔巴乔夫一同出席了记者会，公布了会谈成果。戈尔巴乔夫在记者会上宣布，苏联将调整其对外援助政策，包括从1992年1月1日起停止对古巴的经济援助。此外，苏联也将逐步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撤军，减少在这些地区的军事介入。
潘金的外交政策：透露与让步
潘金作为新任苏联外长，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引起了苏联内部和国际间的广泛关注。在1991年与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会晤中，他的言行尤其引人注目。在会议中，潘金表达了苏联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的困境和对美国经济援助的迫切需求。
会谈期间，潘金明确指出苏联在多个关键外交政策领域准备作出重大让步，以换取美国的经济支持。他向贝克透露，苏联已经准备好在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因为苏联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其对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领土主权。此外，潘金还表示苏联将从多个第三世界国家撤军，并减少与古巴的经济和军事往来，这些都是冷战期间苏联外交的重要支柱。
这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和让步在苏联政府内部引起了激烈的反响。许多苏联官员和政治人物认为潘金的这些表态过于直接，几乎等同于公开宣布苏联的弱势和依赖。潘金的这些言论被视为对苏联传统外交政策的根本背离，特别是在他公开承认“苏联没有钱搞意识形态，并巩固苏联阵营”这一点上，凸显了苏联经济的疲软和战略收缩。
更令人震惊的是，潘金在会谈中将一份重要的外交备忘录展示给贝克。这份备忘录详细记录了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和具体让步内容，本应首先提交给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审阅。然而，潘金却选择在未经充分内部讨论的情况下，直接向美国方面展示，试图以此证明他的诚意和苏联政府的决心。
这一行为在苏联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许多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认为这种做法损害了苏联的国家尊严和外交自主权。他们认为，外交政策的制定应该基于国家利益的深思熟虑和内部共识，而非在国际谈判中轻率让步。潘金此举被看作是在极端经济压力下的过急行动，虽然可能短期内获得经济援助，但长远来看可能会削弱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潘金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潘金试图对自己在任期间的一系列外交决策进行解释和辩护。他特别详细地回顾了与美国国务卿贝克的会谈及其相关的外交行动，试图说明自己的决策是在苏联极端困难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下所做出的必要妥协。
潘金在回忆录中强调，他的行动虽被外界广泛批评为“卖国”，但实际上是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指示和支持下进行的。他解释说，这些让步是为了获得急需的经济援助，以防止国家进一步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尽管如此，潘金的这些辩解并没有完全消除公众和历史学家对他的负面看法。
苏联走在解体边缘
与此同时，时任莫斯科市长的波波夫在与贝克的交流中更是直言不讳地揭示了苏联政权的内部状态。波波夫向贝克透露，苏联高层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中央政府对各加盟国和主要城市的控制已经大大削弱，各地基本上已经自行其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运作，这种分裂的局面凸显了苏联联邦体系的根本崩溃。
此外，贝克的访问还包括了对圣彼得堡的行程，他在那里会见了当地领导人索布恰克以及未来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与这两位政治人物的会谈中，贝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到苏联的状况。索布恰克和普京展示了圣彼得堡在苏联整体架构中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发展方向。这种局部的政治自主性反映了苏联中央权威的弱化，同时也表明了地方领导人在苏联解体进程中的积极角色。
从这些会谈和互动中，贝克意识到苏联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政治结构的解体、经济基础的瓦解以及各地区的自主倾向，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参考资料：[1]赵念渝.冷战结束的内幕3[J].国际展望,1993(14):2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