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史话》读后感
1978 年周令刚自组飞腾电影公司,出品创业作《欢颜》,生产不少知名影片,请宋存寿执导的《我歌我泣》、《候鸟之爱》,及李力安执导的《明天只有我》、《谁是无业游民》,题材、手法都算新颖,因为票房惨淡却血本无归,这几部影片几乎把飞腾弄垮。
飞腾只得转变方向，往电视圈发展,并于90年代转赴大陆，在北京怀柔区建成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影视基地，拍摄了《江湖奇侠传》、《保镖》、《少年英雄方世玉》等20多部电视连续剧，成为当时的精品电视剧供应商。2003年,被覃辉、覃宏的星美集团收购，改名为“星美小镇”。
1984年徐枫成立汤臣电影公司，致力于欧美电影市场开发，借参加各种国际性影展，扩大中国电影的影响力和市场。后来依靠《滚滚红尘》、《霸王别姬》等优秀影片为自己贴上了精品的标签。
高仕公司成立于1984年,高仕董事长周乃忠,在黑白两道交游较广,事业包括酒廊、餐厅、投资公司等,"一清专案”时,受“扫黑”波及人狱,使高仕业务一度停摆。
1988年周乃忠出狱,高仕又重振旗鼓拍片,完成《老科的最后一个秋天》、《鲁冰花》、《客途秋恨》等,是台湾少数坚持不拍摄媚俗商业电影的电影公司。
周乃忠明白地告诉手下及为其拍片的导演,高仕拍片是为了以电影提升高仕的文化形象,用来包装高仕的其他相关行业,因此高仕拍摄的影片,以品质第一,至于卖座与否则为其次,这在台湾民营的电影公司中是经营动机较为奇特的一家。
正当台湾内部的电影环境呈现欣欣向荣之际，外部环境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1973年菲律宾禁映华语片,柬埔寨规定华语片须配柬埔寨语对白,印尼也宣布征缴台湾电影税金 10万元,以抑制武侠片及文艺片的大军压境,这些对台湾独立制片的发展形成或大或小的影响。
其次电视、录像带媒体的崛起,尤其盗录录像带泛滥 MTV 视听中心林立,造成电影观众大量流失。港片在技术及拍摄上手法突飞猛进,吸引了台湾观众,改变了观众的选片结构。
到了1986年,香港电影再次以强势的占领姿态出现在台湾，大众传播媒介甚至出现出现越来越多“倾向香港、检讨台湾”的文字。
这种壁垒分明的意识形态,以及艺术电影、商业电影之争,已明显地使舆论界最初一致拥护台湾新电影的立场严重分裂。
一批新电影的工作者与忠实支持新电影的文化界人士,为新电影找寻出一个代替性的称呼,名为“另一种电影”。
1988 年2月10日,为了抵抗港片强大的冲击和海外市场的竞争，詹宏志、陈国富、张华坤、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朱天文等人成立“合作社”电影公司，展开台湾本土电影的自救行动。
他们希望以此形式向企业界寻求拍片资金,并筹划开拍4部影片:《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流氓世家》、《舞狂》等,分别由侯孝贤、杨德昌、陈国富、方育平执导,以实践1987年提出的“电影宣言”（也叫“另一种电影”宣言）。
80年代末期以来与大陆第六代导演相对于的新生代新电影（又称呼新新浪潮或第二波新电影）
1989 年开始为进一步支持本土电影，台湾推行一年一度的“国片制作辅导金”,本来是每年编列30000 万元新台币的预算，用来辅导10 部台湾影片的制作,每部影片补助额度以新台币300万元为限。
获选辅导影片的投资公司，必须先行支付全部制作费，然后才能从辅导金取得额外的300万元，借以减少该片在发行上可能遭受之损失。该片如果在台湾发行成成功,有盈余,须缴回30%,作为基金会运转的基金。要是影片发行失败,该笔辅导金就不必归还。
在如此利好政策下，在美国苦寻拍片机会长达6年之久的李安,由“中影”以《推手》申请辅导金,一举得到成功。
接着,李安连续以《喜宴》、《饮食男女》和《少女小渔》(投拍时改由张艾嘉导演)成为辅导金的“四连霸”,他以辅导金电影作基础成功进军国际影坛。
另一位依靠辅导金提拔而成名的导演是蔡明亮。1992年由“中影”和嘉禾合作替他的电影导演处女作《青少年哪吒》申请辅导金,此片参加东京国际影展的“青年导演竞赛”,获得铜樱花奖,使蔡明亮一举成名。
后来蔡明亮再以《爱情万岁》再获辅导金,在威尼斯国际影展荣获金狮奖。蔡明亮的新作《河流》两度申请辅导金1000万元。他自组公司开拍的新作《洞》,再获辅导金,打平了李创下的纪录。
同时为了应对观众口味的变化加快，市场的更加细分，和以前的大公司包揽制作、发行、上映一条龙产业链不同，中小型电影公司，甚至个人工作室纷纷出现。
1983年,侯孝贤、陈坤厚、许淑贞等人因合作《小毕的故事》,而合组万年青公司,负责人为张华坤，成为中小型电影公司的起始。
独立公司都有两三部影片出品，如侯孝贤的侯孝贤电影社有限公司、杨德昌的原子影视传播有限公司,万仁的万仁电影有限公司,李佑宁的中国点子电影事业月股份有限公司,以及80年代后期脱颖而出的，黄玉珊的黑巨传播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叶鸿伟的钟地电影事业有限公司等。
或者是个人工作室类型，比如李道明的多面向艺术工作室、赖声川夫妇的表演工作坊、徐小明的徐小明电影有限公司、王小棣的稻田电影工作室、符昌锋的十月影视有限公司、焦雄屏(影评家兼制片)的吉光电影有限公司、吴念真的吴念真影像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张作骥的张作骥电影工作室等。
当然，通过不断的整合重组，也出现了大的制片公司，90年代最重要的就是邱复生的年代影视。
邱复生出生于台湾南部屏东，原本以制作广告、出版娱乐杂志为业，经由中南部强人杨登魁等人的支持,由南到北,逐步建立全省录影带的勺发行管道。
之后不断介入相关上下游产业链，包括:年代国际公司,年代影视公司、欢乐无线公司、新峰电影公司、日盛育乐公司、年代电脑售票系统、福隆制作公司、和盛电脑公司、无线联意制作公司、年代商场10个方面,
后来在1988年正式成立年代影视公司,放眼大陆和世界影展,经营卫星电视他投资大陆、台湾、香港有名气的导演拍新片，参加国际影展，卖给两岸电影版权和海外电影市场。
在1989年,投资3000万元新台币,由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获第 46 届威尼斯影展最圭影片金狮奖。 1992年请大陆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巩俐主演),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还在美国创下中国电影的票房佳绩(260万美元）。
1993年投资五六千万,让侯孝贤拍摄《戏梦人生》，又获得1993年第46届戛纳影展评审团奖。1994年再度投资张艺谋导演《活着》,在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等奖项。
可算是“流水的电影节，铁打的年代影视”，不仅部部精品，充分整合港台陆三地影视资源，也为中国电影打开了国际知名度，
1993年邱复生还与杨登魁合作的新峰电影公司,支持李连杰出走嘉禾，成立自己的正东（香港）电影有限公司，1995、1996年独资或合资拍了5部香港片，也获得了《方世玉》、《方世玉2谁与争锋》、《太极张三丰》、《中南海保镖》、《精武英雄》等影片在台湾的发行权。
此外江文雄的雄威影业，吕木村的协和影视，徐立功的纵横国际影视，焦雄屏的吉光电影也多立足本土，为台湾电影不断输送养分。
除了这些专业的电影制作人，80年代后期台湾多位电影明星，“演而优则导”，或者更进一步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
“抗日名将”孙元良的儿子秦汉(孙祥钟)导过《情奔》和《铁血勇探》,技巧也不比一般的导演逊色。
金马影帝王冠雄在演了数十部电影后,自组桦梁影业公司、名冠电影公司等,自编自导《七步干戈》、《大纽约华埠风云》。
到了90年代，飞越长城、飞越黄河壶口瀑布的台湾杰出特技演员柯受良,主要与香港的艺能影业合作，执导了《咖喱辣椒》、《亚飞与亚基》、《正牌韦小宝之奉旨沟女》、等。
台湾影坛“大哥大”柯俊雄在演出了二百多部电影后,1973年自组鸿达公司,出品了《心兰的故事》,导演过《大阿哥》、《彩云片片》影片。1981年再组太元公司,自导自演《我的爷爷》,让张艾嘉登上了金马影后的宝座。
书中对台湾电影的介绍，基本到2000年左右截止。进入新世纪后，台海关系时好时坏，总体趋向紧张，两地的电影也始终为实现真正的融合，而近期随着美国为首的流媒体资金大举进入，台湾电影遇到了比以前日本片入侵和港片入侵，更严峻的形势。
细数台湾电影，先天在高压环境中艰难求生，中期在外片入侵中左支右绌，后期在前途未明中踽踽独行，能保留住自己的一方特色，已属不易。
（已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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