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欧洲的天空被战争的阴云笼罩。
7月28日，随着一声枪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那场由德国和奥匈帝国挑起的冲突迅速席卷全球，各国纷纷卷入这场空前的混战。
在中国，当时属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正处于袁世凯的掌控之下。
虽然国内局势复杂多变，但这位权倾朝野的领导者，却需要面对来自国际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梁士诒，走进了袁世凯的视野。
梁士诒，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对国际形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深知，德国和奥匈帝国虽然实力雄厚，但与全球的力量相比，仍显得微不足道。
那场战争，非正义且难以持久，最终的胜利必将属于正义的一方。
因此，他向袁世凯进言：
“德奥以小敌大，战之结果，必难悻胜。在我见，正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于和议中取得地位，与国家前途，深有裨補。”
意思是说，由德国和奥匈帝国挑起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且与全世界力量相比，太过弱小，终究会失败。这时候我们应当与德国绝交，向其宣战。
到时候盟国胜利后，我们不仅可以以战胜国的姿态赢得较高的世界占位，同时对我国当时的处境和国家的前途，都大有好处。
梁士诒的这番话，字字珠玑，句句肺腑。然而，当时的袁世凯并未完全理解梁士诒的深意，也没有将他的建议放在心上。
转眼到了1915年。这一年，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一条约的签订，无疑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耻辱和损失。
后来虽然经过修改挽回了一些损失，但那种被侵略、被欺凌的屈辱感，却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面对这样的困境，袁世凯再次陷入了沉思。他向另一位重要人物陆徵祥询问补救之策。
陆徵祥沉思片刻后回答道：“只有参战，到和会时再提出，请各国修改。”言外之意，只有参战获胜，方有挽救的资格。
袁世凯听完陆徵祥的建议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他意识到这场全球冲突背后的复杂性和中国所处的微妙位置，他也明白，任何轻率的决定都可能对国家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
因此，他并未立即做出决断，而是选择了谨慎观望。
然而，不久后，袁世凯因病去世，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是否应该参与这场世界大战？
在他去世后，北洋政府继续保持着“中立”的态度，没有向德国宣战。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并未完全置身事外。
当时，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出兵参战，但却以另一种方式间接地支持了盟国。
我国向美、英、法等国输出了高达30万的华工，这些华工以勤劳和诚恳的态度，为盟国的工业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接过了政权的接力棒。与袁世凯相比，段祺瑞在对待国际事务上显得更为开明和果断。
他深知，中国要想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高的地位，就必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决心。
基于这样的认识，段祺瑞在1917年8月14日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正式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
这一决定不仅展示了中国的勇气和决心，也为中国带来了诸多好处：
1、中国收回了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并撤销了两国的领事裁判权。这标志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2、中国获得了协约国的许诺，暂缓了“庚子赔款”的偿还，并且没有利息。这大大减轻了中国的财政压力，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机会。
3、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庚子赔款”被永远撤销。据数据显示，当时德、奥的赔款合计9400余万两，约占赔款总数的20.91%。
4、中国还获得了提高《南京条约》中规定的5%固定税率的权利，并在天津周围20公里内允许中国驻军。
这些措施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我国参战一年多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在1918年11月11日画下句点，宣告结束。
正如梁士诒先生所预见的那样，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而英法两国也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消耗了巨大的力量，国力衰退。
1919年1月18日，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协约会议在巴黎凡尔赛宫隆重召开。
当时，来自27个战胜国的1000多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商讨战后世界的秩序。我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史称“巴黎和会”。
虽然在巴黎和会上，我国因签字问题而引发了国内的“五四运动”，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巴黎和会还是当年一战的参战，都为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利好和深远的影响。
一、改观国际环境
在战争之前，西方列强对我国虎视眈眈，尤其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让清政府沦为了“洋人的朝廷”，西方的势力在我国土地上肆意扩张。
然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欧洲列强中的德国战败，英、法、俄三国也元气大伤，仅有美国和日本实力尚存。
这一变化打破了原有的“西方列强共管”的局面，使我国的国际环境得到了显著的改观。
同时，一战期间日本独霸我国，这也使得其他帝国主义不满，由此强化了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也为美国给日本投下原子弹做了铺垫。
二、意外收获领土
在巴黎和会上有一项协议，叫作“斯瓦尔巴群岛行政状态条约”，这份条约主要协商的是关于北极一片土地“斯瓦尔巴群岛”的归属问题。
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尽管中国作为战胜国受邀参加巴黎和会，但由于西方列强的排挤和忽视，中国代表团的声音往往被淹没在会议的喧嚣之中。
在诸多关乎国家利益的协议面前，中国代表们一直未能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权益，他们也在多个协议上选择保持沉默，拒绝签字。
当“斯瓦尔巴群岛行政状态条约”被提上议程时，中国代表们同样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最后也一并拒绝了签字。
最后法国作为主办方，找到我国代表几次劝解，无奈之下为了维护国际形象，我国代表只好签字了。
然而，正是这份被迫签字的条约，却在几十年后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意外之喜。
根据“斯瓦尔巴群岛行政状态条约”的条款，中国人被赋予了随意出入斯瓦尔巴群岛的特权，他们可以在这里居住生活，甚至进行科学考察。
这一条款为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科学研究和战略布局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2004年，中国在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了北极黄河考察站。这一考察站的建立，不仅标志着中国在北极地区科学研究能力的显著提升，也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新的形象。
三、利好经济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弥漫之际，欧洲列强大多全神贯注于战场上的生死搏杀，这使得他们暂时放松了对中国这片古老土地的经济侵略和掠夺。
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
随着战争的持续，欧洲列强的经济实力逐渐消耗，他们在战后的恢复和重建中显得力不从心。这使得他们无力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渗透和干预。
而中国，此时已初具民族资本主义的雏形，开始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1914年至1919年，这段时间被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这短暂的几年里，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纺织、面粉、火柴等轻工业迅速崛起，钢铁、煤炭等重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不仅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促进了新兴社会力量的壮大。
更为重要的是，这段“黄金时代”为中国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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