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诸重镇
国民党驻酒泉部队起义通电
1949年10月12日，《甘肃日报》第一版报道酒泉宣告解放。
1949年9月，原国民党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和家人在酒泉家中的合影。
一
“九二五”酒泉起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但我在那段时期的生活情景和感受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我正随军生活在酒泉。“九二五”之前的那段日子，我先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后来是在担忧中充满企盼。直到9月25日那天，我和孩子们夹在欢迎解放军的群众中，看到了孩子的父亲欧阳卓精神抖擞地带着骑兵大队与解放军大部队一起开进酒泉，我悬着的心才终于踏实下来，感到十分的欣慰和喜悦。
欧阳卓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期骑兵科，毕业后留校任战术教官。1943年冬，从军校调往驻陕西陇县的张学良旧部骑三军第九师任少校团附，随后升为中校副团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西北军整编，骑三军下属七、八、九三个骑兵师被分散编配到其他部队，欧阳卓随所在团分编到九十一军一九一师，开往河西走廊，到玉门师部报到后，被派到河西走廊最西部的敦煌常驻。1949年春，被调往一二0军一七三师任骑兵团上校团长，部队驻扎在甘肃永登、天水。不久，西安解放，马步芳的直属部队“马家回民军”据守兰州，一七三师从天水撤回到河西走廊一带。
大约是7月下旬，欧阳卓部从天水回经兰州往西开，让我带着孩子们乘汽车去酒泉，并说，此次分别，很快就可以相见的。那时候，解放军正向兰州挺进，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关于战争情况，众说纷纭，我和孩子们到酒泉以后，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心中非常焦急。大约是9月2O目前后的一天，欧阳卓突然回到酒泉家中，我又惊又喜，忙问：“你怎么回来了?”他说：“我已率部在山丹投诚起义，解放军是一野一兵团，司令员王震也是湖南人。”又兴冲冲地说：“酒泉很快就要解放了!”待欧阳卓漱洗吃饭以后，我试探着要求他说说投诚起义的详细情况，他平时性格沉默，不爱多说话，又受刚入黄埔军校时“妻子面前不说真，朋友面前不说假”思想的影响，从不愿跟我详细说他在部队上的事。
但这次大概是心情特别愉快，竟然爽快地破例答应了，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来：“国民党军退出兰州，向河西走廊西撤，我团退到山丹县城附近时，解放军一野一兵团已经从青海省横越祁连山到达河西走廊，我们还没有与解放军正面接触，就看到了解放军劝告国民党军投诚起义的政策宣传标语，我又恰好碰到了两个解放军，那两个解放军竟然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跟我说：‘欧阳团长 ，山丹已经解放，你们还是放下武器吧。’我心想，放下就放下，我团就这样向解放军投诚起义了。起义后，解放军对我团官兵很客气，对大家说 ：‘我们欢迎你们弃暗投明，你们团保持原状，大家可以安心放心，我们按政策对待你们。’听后，大家很快安定了情绪，随后，给大家发了解放军符号，个个认为投诚起义这一步是走对了。”
我听了也非常高兴。接着，他跟我讲起了投诚起义以后奉命送信联络国民党九十一军、一二0军两个军起义的事：“全团军心安定后，司令部叫我去，给我讲解放战争的伟大意义和对起义军队的政策，动员我送信到酒泉，促使国民党驻酒泉部队(主要是九十一军和一二0军 )起义。我很受感召，表态乐意接受任务，接过首长的信，立刻骑马出发。首长考虑到我的安全，派员在解放区和我同行。过了解放区，我将信藏到马靴里，一人骑马西行。
走到高台县时，听说有好些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正在开紧急会议。我考虑，若进入会场，可能有机会看势行事，对尽快完成任务有利，但也很可能发生不测，甚至有生命危险，所以开始有点犹豫。但一想到起义后受到优待，想到出发前首长讲的道理，想到在解放军里的所见所闻和自己接受任务时的坚定表态，就有了勇气。于是，我就直接向会场走去，有人将我回来的消息报告了，我被允许进入会场列席会议。”
“没想到，我一进会场，他们以为我的团回来了，向我说：‘欧阳团长，你回来了!现在就看你的团了!’我心里暗暗想道：‘我的团?已不是你们的了!’只笑了笑，应付过去。他们继续发言讨论，有的说：‘现在只有盼联合国出兵帮忙打。’有的说：‘中国地方大 ，形势已到这样子，要出多少兵才够？联合国纵使愿意出兵，能有多少兵出?’还有人说 ：‘就算联合国同意出兵,兵要从海上来,我们远在内陆大西北，形势到了燃眉之际，远水救不了近火呀!’你一句，我一言，越说越觉得没有办法,没有希望，一个个显露出情绪沮丧、无可适从的神态。
我趁此时机，将解放军首长的信交给了他们，他们看了以后,静默了一会儿。便问我：‘解放军对你讲什么话没有?’我说：‘解放军说，如果愿意起义，主要做到三点，一要保证所有军队人马装备和军火库的安全；二要保证所有党政军人员的档案完整无缺；三要保证玉门油矿的完好无损。另外就是要写封信给我带回去。”“会议结束后，他们写好了给解放军的回信，交信给我的时候,对我说：‘你跟解放军说，我们同意起义，三点要求可以做到。’我接过信以后，赶紧骑马往回走。
解放军进军真快呀，我离开山丹时，张掖还被国民党军占着，回来时就已经解放了,兵团司令部已经进驻张掖,我就在张掖呈递了国民党军的回信。兵团首长表扬我任务完成得好，告诉我，起义的骑兵团已经改编成骑兵大队，仍由我担任大队长。首长随即又安排我再送一封信，主要表示解放军同意接受起义，收此信后双方用电讯直接联系，商定互派谈判代表、谈判地点和谈判时间等事项。首长还关心地告诉我送达这封信以后，国共双方由谈判代表直接联系就行了，让我返回部队前先到酒泉家中报个平安。今天我就是来送第二封信的，顺便看看孩子们，明天清早就回张掖去。”
以后的事，历史资料上就记载得很清楚了：9月22日，解放军派出了代表刘振世前往高台、酒泉，先后与国民党军的彭铭鼎、汤祖坛商谈起义事宜，时机成熟后，国民党九十一军、一二0军于9月25日零时正式发出了起义通电，宣布河西地区38000名国民党官兵起义。9月25日以前，国民党新疆陶峙岳的军队已经联系好了起义，只因河西走廊没有解放，未被解放军正式接收，“九二五”酒泉通电起义之后，新疆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9月25日晨，陶峙岳率新疆国民党军队7万余人通电起义。至此，占全国六分之一以上土地面积的新疆与河西走廊地区终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获得了解放。
二
在欧阳卓离开酒泉到他随解放军大部队开进酒泉的那几天里，我除了为他返回解放军部队途中安全担忧，为今后全家将要开始新生活而感到兴奋之外，也想到了他所走过的全部生活道路。尤其是我们结婚9年来的一些情况，使我深深地感悟到，他之所以能率团投诚起义并在投诚起义后还能冒着危险送信联络国民党两个军起义，除了解放军进军势如破竹、全国解放胜利在望的客观形势之外，还与他本人近几年来的思想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
他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县一个离资江不远的小山村，祖辈是世代清贫的农民。父亲原本没有田地，靠当佃农、做短工为生，由于夫妻都很勤劳俭朴，熬到中年，才置办了自己的几亩田地、几间房子。为此，他的三个哥哥和姐姐都没有上过学，到他出生之后，家境才有所好转，能进学堂上学。他在乡里高小毕业后，到宝庆 (现邵阳市)景文中学上初中，初中毕业后考入长沙一中读高中。他自知家庭经济不宽裕，上大学有困难，高中毕业之后便报考了黄埔军校。
1940年我和他成了家，发现他生活简朴，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很喜欢读书。记得1942年，我们住在成都西长顺街的一个院落。一天，下起了大雨，房顶漏水，他爬到天花板上去补漏，下来时抱了厚厚的一叠书，说不知是谁放在上面的。以后，他一回家，就抓紧时间阅读这些书。过了一段时间，他对我说 ：“共产党走自己的路肯定是会坚定不移的，他们是有组织的集体领导，不怕后继无人，看来，他们的成功只是个时间问题。”听了他的话 ，我感到很吃惊，知道这是他看了这些书以后得出的结论。我很替他担忧，劝他最好不要看这类书籍。
他说：“我们军校的人看没有关系，不会追究的。”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将那些书重新放回到天花板上，只留下了一本比较厚的书 ，听到他自言自语说，“留下它，有时间再钻研钻研，不无好处”。我顺便扫了一眼，见封面上有 “辩证”、“唯物”等字样 ，没太在意，以后也就忘掉了这件事，没再过问。
40多年以后的1984年，我见到了他在军校工作时的学生秦桂章，秦也曾是他的部下，离休前是新疆建设兵团某团副团长。叙旧时，秦说到1949年春天，他调离一九一师去一七三师任职的时候，秦帮他收拾东西 ，在书架上看到一本没有封面和书名、纸张旧得发黄的书，便好奇地翻阅了一下内容，发现竟是一本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书，感到很是惊愕，没敢点破就放下了，心想，他怎么阅读这类书呢?经秦一说，我回忆起1942年在成都西长顺街时的情景，估计就是他当时留下来研读的那本书，多年来一直保存着。
1945年冬，他从军校调驻陕西陇县时，我家与老百姓同院居住，有机会常和群众接触。他听到老百姓当中流传着“陇县有三害，三军(军部)、九师和老蔡(陇县县长)”顺口溜，很有感触，对陇县民众的真实感受很能理解。他还听到民众怀念过去驻陕西的冯玉祥军队军纪严明的一些话语，意识到了当时的部队军纪不受群众欢迎。
1945年秋，抗战胜利初期，部队里常有人来我家议论抗日胜利后国家形势将会如何发展。大家畅所欲言，看法各种各样，大致上可以归结为两类观点：一类认为国民党军队有美国帮助的先进武器装备，很快就会打败共产党军队。另一类观点则对历史事实进行分析，认为：抗日战争前，共产党军队在江西，国民党几次出重兵“围剿”都没能消灭共产党 ，经过8年抗战，共产党的力量强大多了，得到了更多民众的拥护，军民共同与日军作战，士气旺盛，根据地不断扩大，日军都无可奈何。国民党军队却是士气不旺，节节败退，失去了大半国土，两者相比，谁胜谁败，就不言而喻了。欧阳卓持后一类观点。
不久，他所在团被分编到了驻河西走廊的一九一师，开拔西行。他每到一处，都很注意观察了解当地百姓们的生活状况。当时的河西走廊，人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凡有人的地方，随处都可见到向人求食的 “金钩子”(赤身裸体的孩子)，在北风凛冽的寒冬天气里，一个个冻得全身发抖，尤其是十几岁的女孩子，因为怕羞而蜷曲着身子，低头抱膝 ，蹲在墙角里、树根旁，面黄肌瘦，全身颤抖，饥饿极了也不敢起身走向人前去求食，可怜得让人目不忍睹。他见此状，叹息不已，解囊相助之余，回到家里，气愤地说 ：“民众穷困到如此地步 ，国家执政者不给予解决，简直是该杀!”
部队驻扎在敦煌期间，有一年临近秋收季节，派人到农村联系下乡支农，却遭到农民的婉言拒绝，原因是士兵下去，随意糟蹋庄稼果实，给农民造成很大的损失。他很能理解农民的态度：“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在收获季节一旦接受军队支农，劳动成果被任意糟蹋，得不偿失，谁会接受呀?要是在老家，我的兄嫂和众乡亲也同样会拒绝的。”
在我的记忆里，他的部队从未与解放军正面交过战，在山丹投诚起义之前，只有一次和解放军部队有过近距离的接触，那是我们在兰州时他的勤务兵程忠魁告诉我的：有一次在天水附近遇到了解放军部队，解放军部队有人点着他的姓名和职务向他喊话，动员他起义，他没敢响应。后来，马上就要和解放军交战时，突然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因为撤退得太匆忙，许多军用物资无法带走 ，照一般的做法，要将那些物资炸掉，但他却没有那样做 ，勤务兵说：“欧阳团长太老实，不会打仗，把好多东西都留给了解放军。”
那时候，国民党军为了防止营团级以上军官向解放军投诚起义，都在打仗之前将他们的家属运送到后方，表面是关心他们家属的安全，实质是将家属作为人质。我明白，我们那时在兰州，他是不敢轻易在天水起义的。可能正是这个原因，1979年夏天我女儿在拜访彭铭鼎时，彭铭鼎对他后来在山丹率团投诚起义并星夜单骑送信联络起义的举动，竖起两个大拇指，再三地对我女儿说：“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你父亲敢于那样做，真了不起!了不起!是功臣!”从彭铭鼎那豪爽的性格和爽朗的话语里，可以感觉到，那是发自内心的赞赏。
1949年7月下旬他所在部队西撤时，回到兰州家中住了两天，很有感慨地跟我说到了一件事：“这次部队开回兰州途中，经过一些城镇时，我们远远地看到当地老百姓在街道两旁摆满了茶水、面食和水果 ，但走近时却发现那些东西都被撤走了。显然，老百姓原以为来的是共产党部队，后来发现是国民党部队，这才改变态度的。这表明国民党已经失去民心，危在旦夕了。老话说‘得民心者兴 ，失民心者亡’，这是至理名言。”过了一会儿，他拿出在黄埔军校毕业时蒋介石校长发给他的小匕首，若有所思地说：“蒋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跟我们说 ，‘这把匕首发给你们，是叫你们刺杀人民的敌人，谁要是背叛了人民，就将这把匕首刺向谁，我蒋介石要是背叛了人民，你们也可以将匕首刺向我’，看来，这把匕首真应该刺向他了。”
从上述生活细节可以隐约看出，他在各个时期、各种环境里对某些事物，尤其是对社会发展趋向、国家政局和普通百姓生活的看法确实有别于周围许多军人。我琢磨，除了因为他少年时代生活在庄稼人中间，对劳动人民有着朴素的感情之外，主要还是与他很早就接触共产党的读物、很早就暗地里研读共产党的理论分不开的，后来抓住机会毅然率部投诚起义并冒险送信联络国民党两个军起义的行动，绝不是偶然的感情冲动，而是必然的理性选择。
三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他对起义以后的一些生活选择表明，他对共产党理论的理解毕竟是太肤浅了：“九二五”酒泉起义之后，解放军马上空运部分官兵去新疆接收起义部队以共同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其他的大部队则分别步行、骑马或乘汽车向新疆挺进。他没有立即随大部队去新疆，而是向首长提出了去西北军区军政大学学习的申请。他一向酷爱读书，只想从书中学到更多的知识以增强能力，特别是过去暗地里读过一些共产党的理论书籍，觉得对自己启发很大，现在到了共产党军队，有了很好的机会，就想更系统地了解和掌握那些理论知识。
他认为自己才只有36岁，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多学点知识，对将来的发展大有好处。当时，有一位首长，就是 “九二五”酒泉起义的解放军谈判代表刘振世，知道他想上军校学习后，结合自己的体会对他说，提高知识水平、增强工作能力可以通过实践来实现，不一定非进军校学习不可，可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但他没有很好地听取刘振世的意见，照样坚持自己的想法，提出了上军校学习的申请。现在回想起来，假如当时他听取了刘振世的意见，马上随大部队去新疆，那么，很可能他个人以及我们整个家庭后来的境遇都会大不一样……
首长批准了他的入学申请，他于1949年10月进入西北军大学习。后来我知道，他在学习期间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确实有了比较大的提高，还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劝说父亲将家里的财产分给生活贫困的农民。他于1950年3月结业后，被分配到驻新疆的一野一兵团二军工作。赴二军工作前，从老家传来已年过七旬的父亲病重的消息，他是个孝子，就想先回家看看父亲，然后再携家眷入新疆长期定居。他的想法得到了一野政治部甘泗淇主任的批准，同意他先探家，然后再参与完成一项工作任务，即通过地方政府从湖南招收一批女兵到新疆。离开兰州前，甘泗淇主任给他写了一封信带给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请王首道安排此事。
不想，他带着我和孩子们回到湖南时，王首道主席恰好去北京开会了，只好先回邵阳老家看看。由于从兰州回湖南途中，交通很不便利，耽误了许多时间，我们到达邵阳时，已进入夏天，气候潮湿炎热至极。全家长期在西北生活，适应不了南方的水土气候，先后病倒了。他的肾炎、高血压病复发得更是厉害，久治不愈，再加上路费耗尽，临近年终还不能启程返部队。春节一过，家乡紧锣密鼓地开展起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那时，他父亲家境有所好转，已买好许多砖瓦，看好了场地，准备盖一栋房子分给几个儿子住，父亲没有听取他在信中关于 “将家里的财产分给生活贫困的农民”的劝说，被划为地主成分，他又曾经是国民党军官，当地乡政府便将他当作历史反革命逮捕关押起来，随后送往县政府。
他被抓走之后，我想起了“九二五”酒泉起义之后的一天，一位解放军政委(一只手臂在战争中受伤被截，可能就是后来的山东军区政委左齐)到我家，让我通知许多起义军官家属来我家开会，主要讲解了党的关于投诚起义人员与解放军完全一样对待、起义人员家属可以根据各自具体情况参加革命工作这两点政策精神。我根据自己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带上能证明他身份的解放军帽徽、领章、符号和批准探亲的证件以及西北军大的结业证到县政府(当时设在现在的邵阳市)的群众接待室，向接待人员讲述他率部投诚起义的事实，并将带去的所有证件全都交给了接待人员，请求查实，把他放出来。
那位接待人员说，他们一定进行调查核实，让我先回家等候消息。我请接待人员开个收据，接待人员说：“不必了，你应该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会错待一个人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个接待人员名叫禹问樵。
但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他的一点消息。万万没有想到，最后传来的却是他被镇压的噩耗---1951年农历腊月二十九，即公历1952年元月25日，他在邵阳县大田乡被枪杀了。后来听说，他在被枪杀时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当时许多人都觉得不可理解，但我知道他是真心拥护共产党领导、真心热爱新中国的，他的死实在是太冤屈了。“四人帮”倒台之后，党中央实行了拨乱反正、为历史上冤假错案平反的政策，在中央军委、兰州军区、最高人民法院、各级统战部门以及王震副总理的关心和敦促下，他被错抓错杀的案件终于得到复查核实，于1980年9月平反昭雪，恢复革命军人名誉。1985年4月，广州军区颁发了广字第48号《起义人员证明书》。
四
关于历史资料上记载的欧阳卓投诚起义地点，我觉得有必要加以说明。
1978年12月l2日兰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给我女儿来信中讲：“经查：原西北军区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编印的《西北解放战争史料汇编》记载：欧阳卓，原系国民党一七三师骑兵团上校团长，于1949年9月19日在乌稍岭湘子庙北向解放军投诚。”
我当时随军生活，这个时间和我记忆中的时间大致相同，但我清楚地记得，欧阳卓团投诚起义的地点是山丹县而不是乌稍岭。就我所知，解放兰州后，一野二兵团经乌稍岭沿河西走廊追歼国民党溃军，一野一兵团则挺进青海全歼马步芳军队后就横越祁连山到河西走廊，一举解放了民乐、山丹，欧阳卓团退到山丹就向一兵团投诚起义了。1979年12月30日，我的两个女儿为申诉欧阳卓案及自己就业问题，曾到王震副总理家上访，当天下午就在王震副总理家中写了一封上访信。
第二天上午，我女儿根据我的回忆，借助王震副总理家的接待室墙上悬挂的一张中国大地图，详细地向王震夫人王季青同志讲述了欧阳卓率团投诚起义地点及送信联络国民党驻河西走廊两个军起义的路线，王夫人听得非常仔细，倾听完毕后，将我女儿所写的那封信，附上欧阳卓投诚起义前后情况的材料递给了王震副总理，王震副总理阅后，在信的末页批示：“信中所谈欧阳卓投诚情况属实，子女可以照顾安排工作。”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接受欧阳卓团投诚起义的是一兵团。当时在乌稍岭也有一个骑兵团投诚起义，接受这个团投诚起义的是一野二兵团，这个骑兵团正好就是欧阳卓原担任中校副团长多年的一九一师骑兵团 (这是“九二五”起义后我在酒泉见到该团一些成员时听说的)，我分析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西北解放战争史料汇编 》才有欧阳卓“在乌稍岭湘子庙北投诚”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