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周恩来年谱》1928年6月6日：同联共（布）军委代表讨论中国革命中军事的中心任务、红军的建立、编制、军队中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等问题。
此时，周恩来正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史料记载，苏联有关方面在六大期间，向周恩来介绍了苏联情报保卫机关的三项任务和一条原则，介绍者是苏军情报总局局长别尔津。
《年谱》记载周恩来六大期间与苏军讨论问题只有6月6日这一次，别尔津将军可能就参加了这次讨论。
苏方介绍的“三项任务”是：一、搞情报；二、惩处叛徒；三、筹款以及承担其他各项特殊使命。“一条原则”是：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
周恩来参考苏方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回国后提出了中央特科工作的指导思想，明确了斗争方向和工作任务，为一项大事业打下了好底子。
2 《周恩来年谱》1931年4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中央的组织和工作方式时，提出：中央各部门要精简人员，要尽量减少文件，内部交通要用口头传达的方式，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不在家中办公，家中不放文件，党的领导人也要社会化、职业化。
细节，是秘密工作的命门，一点疏忽，就会惹祸。周恩来抓隐蔽斗争，既抓大政方针，也抓细微末节。既责人，也责己。他自己就是，想得到，做得到。
1943年7月，周恩来在西安第一次见熊向晖。熊向晖虽然是周恩来一手挑选卧底到胡宗南身边的，但是五年多了，从没有机会面对面交谈。这次周恩来途经西安，胡宗南请老师吃饭，派熊向晖乘他的专车到西安七贤庄八办迎接。
周恩来问熊向晖贵姓，一听回答，周恩来紧握了一下熊向晖的手，领着他往门口走。走了两步，周恩来忽然停住，让熊向晖稍等，转身返回里院。
周恩来要利用这难得的机会，与熊向晖当面谈一次话。但是，在胡宗南和特务的眼皮底下，不能让他们察觉，更不能让他们起疑心。
周恩来很快又走出来，和熊向晖乘车赴宴。
餐罢，胡宗南仍派熊向晖代表他送周恩来返回。周恩来说，我送一些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给胡副长官，我回去后就让他们找，请熊秘书稍候片刻，顺便带回来。
回到八办，周恩来把熊向晖领到里院一屋内，关上门，密谈了一刻钟。熊向晖离开时，八办同志将几捆包装好的书报杂志送上车，又塞给熊向晖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
熊向晖大为叹服。周恩来在刚才他来迎接时，听说他是熊向晖后，当即返回里院，就是让人先办好这件事，为密谈准备出时间和理由。特意给他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如果胡宗南或特务问起，你在八办等那么长时间，八路跟你谈了些什么？熊向晖就可以轻松回答，他们给了我几本杂志打发时间。
真是心思缜密，滴水不漏。
3 《周恩来年谱》1936年10月22日：致函王世英，告知在白区做统战工作人员应遵守的纪律：（一）保守秘密；（二）不得和地方党发生横的关系；（三）谢绝无谓的应酬；（四）不得接受对方的馈赠。
王世英是中央特科后期的负责人，周恩来写此信时，他在天津的北方局，负责情报与军事统战工作。王世英后来的工作路数比较特殊，与潘汉年相似，以半公开身份，既从事高层统战，又负责秘密情报。
周恩来在给王世英的这封信里重申了一条纪律：不得发生横向关系。在中共隐蔽斗争实践中，秘密情报、统一战线、地下党工作这三者，在内容和人员上关系密切，多有交叉，尤其在领导层，一人负责多方面工作并不罕见，这是工作规律决定的。不过领导人大都在根据地，即使在一线，目标影响较大，敌人不敢轻举妄动，出事概率较小。
但是在斗争一线，三者之间如有横向联系，那就十分危险，闹不好会出大事。1947年的北平电台案，就是惨痛教训。
当时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有心与中共和谈，他的中将高参余心清找到北平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情报人员就用情报密台向中央发电请示。转战陕北途中的周恩来得到消息后，十分生气。一方面答复让孙连仲派人到西柏坡见聂荣臻司令员商谈；一方面指示罗青长：孙连仲那里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北平地下情报组织不应管这件事，统战与秘密情报工作要截然分开，不然会出大乱子。要求发电批评北平情报组织，以后要格外谨慎。
不幸，真的出了大乱子。余心清贸然召开记者会，宣布孙连仲在与中共接触。蒋介石大惊，限令郑介民迅即查办，北平密台被发现，潜伏在孙连仲部的谢士炎等五同志被捕牺牲，王石坚情报系统损失惨重。
铁的纪律，都是血的教训换来的。
4 《周恩来年谱》1940年7月6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会上就川东工作作总结发言时指出：……斗争策略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阐释有理是指一切活动要合乎法律手续和社会民情；有利是指不能取得胜利的不做；有节是指见风使舵，适可而止，稍有成效即停止，不能扩大，否则就会失败。
有理有利有节，是中共对敌斗争的重要策略，同样用于隐蔽斗争。六个字常说，但是怎么理解运用，能说透的不多。周恩来就能把道理说透，还能运用得出神入化。
1934年长征出发前，何长工、潘汉年到赣南筠门岭与粤军陈济棠部谈判，周恩来在后方通过电台指导。
带去的谈判条件，有两条政治性条款，一是要求粤军境内实现出版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一是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
这两条，政治正确没问题，但是，陈济棠显然答应不了，就是答应了，对急于突围的红军来说，也是远水不解近渴。
在周恩来指导下，最后达成的五项协议，舍去了虽然正确但没啥用的那两条，增加了至关重要的一条：可以互借道路，各从现在战线后退二十里。
红军长征很快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这一条出了力。
在隐蔽斗争智慧上，周恩来既立言，又立功。
5 《周恩来年谱》1941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撰写的代论《太平洋战争的新危机》。代论预言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指出：日本改组内阁后，以武力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冒险方针是确定不移的。估计将有多方面作战的主张，这就是太平洋的新危机。
许多历史灾难未能避免，不是没有情报，而是决策者见识不行，不识货，自己拉胯吃了亏。远如纳粹突袭苏联，近如911，包括珍珠港，事先都有情报，决策层却不以为然，好不容易到手的情报白瞎了。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日军动向成了全球焦点，它是北上攻苏，还是南下对美，发动太平洋战争，各方观点莫衷一是。
国民党当局判断，日本将会在一个月内北进，与德国东西两线夹击苏联。
苏联也有这个看法，斯大林要求中共派八路军挺进长城一线，牵制日军。这个要求在战略上弊病极大。
局势混沌中，周恩来发表文章，认为太平洋战争的新危机即将到来。周恩来指出，日本虽有北进可能，“但北进也并不是没有困难和顾虑的，第一、中国问题将因此更陷于不能解决之境；第二、西伯利亚并没有像南洋那样的国防资源；第三、时间上不很易于侥幸成功，万一拖长，则日寇的另一泥足又要陷于冰天雪地之中；第四、万一英美在其发动攻苏后，实行太平洋上的封锁，岂不陷于前后绝境？！”
周恩来发表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前一天日本东条英机上台。许多人认为东条内阁将继续奉行与美英妥协的政策，不会与美国开战。周恩来指出：“太平洋的新危机，在日本法西斯军人内阁出现后，是必然要到来的。”“从东条英机担任新阁首相及其登台之原因和背景看来，已可知新阁之大概趋势。这一趋势，便是太平洋新危机之到来。”
此后不久，日籍中共情报员中西功提供了日本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太平洋战争的情报。周恩来在此前对形势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判断情报内容可靠，立即上报中央，通报友军，通报苏联，信者据此调兵遣将，赢得先机。
有没有准确判断情报价值的见识与眼光，是衡量情报领导者水平高低的一个标杆。
6 《周恩来年谱》1945年12月9日：为中共中央军委二局题词：“掌握全局，突破一点，自力更生，前途无量。”
周恩来是军委二局密码破译工作的开拓者和领导者。题词讲的“突破一点”，是破译的核心。如何突破，《年谱》中还有一个记载。1948年3月16日，周恩来阅读军委二局关于侦破胡宗南部密码工作的经验总结报告后，写了一段批复：“你们说以科学战胜科学，应加上政治”，在密码技术上，“不管敌人如何精益求精，他制度中的内在矛盾及工作中的漏洞是敌人无可挽救的致命伤”。
这就是周恩来的高明，在指导开拓密码破译工作中，不只盯着技术，还抓住敌人的政治漏洞。
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密码水平还是不低的，但是，杂牌军要防嫡系，就死活不用老蒋统一发的密码本，要自起炉灶私编密本。老蒋发来密电，他们用私编的低劣密码再转发，拱手降低破译门槛，有的甚至用明码转发，连累中央军的密本被我一锅端。
就是中央军，内部也十分涣散，有些电台人员懒得译码，该用密码的用明码，一份电报明密并用。更不要说还有卧底，把密码本成套送来。我方抓住这些漏洞，再加上技术攻坚，给走夜路点亮了灯笼。
7 《周恩来年谱》1946年6月16日：致电中共中央、叶剑英、罗瑞卿：请告徐冰、张晓梅，西北军张克侠与我们有来往，被国方注意，可接他的家属到张家口，使张克侠可以自由行动。
情报策反工作，核心是人的工作，是争取人心的工作。争取人心，不仅靠政治认同，还要有人情温暖。
周恩来都做到了，所以他能团结征服那么多人。
张克侠后来回忆：部队起义后，刘仁同志指示北平地下党组织，及时掩护了我的家属，将四个孩子撤离北平，护送到解放区。不久，我的女婿王永康也经地下党介绍去解放区工作。
张克侠的心情可想而知。
8 《周恩来年谱》1946年12月29日：致电张云逸、黎玉：钱壮飞之子已乘船至烟台工作，请通知该处负责人予以照顾。
钱壮飞为保卫党中央立下大功，后来在长征途中不幸牺牲。周恩来对钱壮飞始终念念不忘。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中共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周恩来立即派人寻找钱壮飞家人，找到钱江和钱一平兄弟后，周恩来把他们接到重庆说，找你们很久了，现在总算找到了。你们这些年颠沛流离，没能很好地学习，受苦了。现在我送你们去延安，那儿生活安定，有很好的学习环境。在那里你们可以安心地学习和生活。兄弟俩在在延安学成后，前往山东解放区工作，周恩来仍然牵挂不已，写信关照安排。
对钱壮飞的遗孀和其他子女，周恩来同样多方关照。直到解放后，每逢钱壮飞夫人张振华生日，周恩来总要派人慰问，送些土特产。
人虽已走，茶却不凉。
9 《周恩来年谱》1947年2月25日：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关于韩练成问题，如他本人愿意秘密放回，当然甚好。如他本人不愿回去，还请考虑，不要勉强，因韩与我及董老发生关系已经多年，他在去鲁前，曾向白崇禧辞职多次，反对内战，此次又单独投诚，恐在部队中已难隐瞒。”“留解放区，宜加优待并给工作，不要当俘虏看待。”
世事人心，体贴入微。老蒋都不得不说：恩来，你是中共最有理智、也最有人情味的同志。
10 《周恩来年谱》1947年5月19日：起草和陆定一、林伯渠等联名致彭德怀及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习仲勋电：对于向我联络意欲起义者应按以下三个原则办理：（一）起义者有武器有人，有反胡行动，愿受我指挥领导，将来能成为我们力量者，可以给予人民解放军名义。（二）有枪有人，有反胡行动，但不愿受我拘束，则只作友军当作反胡同盟军。（三）无人无枪，亦无反胡行为，想利用我军名义达其投机者，只能与之进行外交工作，鼓励其进行反胡。
不是随便一个想起义的，都能得到张克侠、韩练成那样的关照。都说周恩来处事灵活，善于妥协，为人着想。其实，这一切的底色，是周恩来坚定的原则性。周恩来这里提出的起义三原则，清楚说明，所有的灵活，都是建立原则基础上的。
11 《周恩来年谱》1948年10月17日：获悉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在长春东城起义后，向毛泽东等介绍正困守长春剩余地盘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的情况，说明郑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可能争取其起义，则对整个黄埔系军队的影响当会很大”。毛同意这一分析。随即由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告林彪、罗荣桓等电，介绍郑的有关情况，指出郑“现既已动摇，可努力争取之”。十八日，周恩来给郑洞国写信，促其起义。
周恩来致郑洞国信的原文是：
洞国兄鉴：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相继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
曾军长此次起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倾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萧劲光、萧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正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在周恩来身上，情报、策反、统战，都是学问，都是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