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寇的攻势因实力不足稍有缓和，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党的处境就此好转。
相反，国民党认为自己没有生存威胁后，将重点从对外逐渐转向对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党面临着多重压力，处境极为不妙。
可在形势如此严峻之时，北方八路军和南方新四军分别有一位颇具威望的高姓司令员被自己人所杀。
北方的“高”是冀东抗联高志远，南方的“高”是新四军高敬亭，两人着实有太多相似之处：
都能发展出一支队伍、在当地相当有名，可跟上级都处不来，最终在同一年被错杀。
更巧合的是，高敬亭原名高志员，同姓、几乎同名、同命运，这个概率万中无一。那么，他们当初各是出了什么事呢？
先说高志远，他1907年出生于冀东滦县多余屯村，家境不错，接受过私塾教育，自幼对岳飞、文天祥这类民族英雄非常崇拜。
九一八事变后，有几个参加过抗日运动的爱国大学生从东北逃难到余屯村，高志远从他们口中得知抗联英雄们的事迹，便也涌起要率部抵御侵略者的想法。
没多久，日寇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高志远的家乡。国民党在长城抗战后对日妥协，冀东被划为“非武装区”。
明面上日寇没有派军队入侵，但背地里却扶持大汉奸刘佐周在当地搞亲日政策，百姓们苦不堪言。
高志远义愤填膺，先是组织民团发动“马城起义”，失败后又找机会单枪匹马成功刺杀刘佐周。如此壮举让高志远成了冀东的传奇人物，在当地极有号召力。
往后的几年里，高志远一直秘密联络爱国人士，积攒抗日力量。待全面抗战爆发，他便与共产党员李运昌等人商议发动武装暴动。
毛主席得知后决定全力支持，让宋时轮、邓华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前去冀东配合。
在各方的齐心协力下，冀东的革命之势如火如荼。暴动的波及范围覆盖了20多个县、大量村镇，有超过20万人参与。
起义部队接受八路军改编，番号为冀东抗日联军，高志远出任总司令。当时这支部队相当壮大，光是高志远创建和亲自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就有2.49万人。
如果我军能顺利在冀东站稳阵脚，那高志远绝对能成为一地的代表。
可惜冀东是华北的咽喉，日寇在南方战事稍缓后就调动大量部队前来围攻，最终宋时轮、邓华也不敢坚持，只好率领八路军第四纵队、冀东抗联向平西转移。
这条退路非常艰辛，冀东抗联原先有超过7万人，抵达安全地带后就只剩3000人左右。他们都是冀东子弟，每一刻都想要打回去。
可在平西驻扎一段时间后，部队迟迟没有反攻迹象，很多人就坐不住了，希望高志远能去做做工作。
高志远自己也有这个想法，此时的冀东抗联已并入了冀热察挺进军，他就去向挺进军司令员萧克请示。
本来想回家是人之常情，但萧克新官上任，刚到就有人想脱离单干，内心有些不悦。且此时冀东局势艰难，回去是徒增牺牲，因此萧克就拒绝了高志远。
没多久，更出人意料的事情来了，萧克收到别人举报，说高志远跟吴佩孚有勾结，准备叛变做汉奸，随即高志远就遭到逮捕。这件事，萧克的回忆录里也有记述：
“高志远是靠办民团起家的有武装的地主，冀东暴动失败后，高部与宋、邓部队撤到平西整训，高志远对平西八路军的领导人心怀不满，想脱离挺进军，撤出平西。
为达到目的，他正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又与北伐时期被国民革命军消灭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联络（此时吴氏正准备出山组织伪军），阴谋叛变投敌...
在掌握证据后，就把他逮捕，召开公审大会，由公诉人杨春甫提出公诉，地下党员陈飞等人提供证据，高志远供认不讳。审理完毕，执行死刑。”
邓华和宋时轮都曾力劝不要杀，再不济可以将高志远送到延安学习，但萧克没答应。高志远一死，原冀东抗联的人瞬间跑了大半，且整个抗战时期，冀东都没能再现当初的辉煌。
在“二高”之中，高敬亭的知名度要更高，他功绩也很突出，一直坚守着鄂豫皖苏区。
在红四方面军主力、红25军主力两次出走后，高敬亭面对四面环敌的处境，仍可以拉起一支红28军，并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这个能力和毅力不是一般人具备的。
后来两党合作，他率部下山接受改编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此时他麾下有1500人，实力冠绝整个新四军。
后来的一年多里，高敬亭率部与日寇、日伪大小战斗近百次，共歼灭1700多名日军及4000多名伪军。到他被杀前，四支队已有8000多人，仍是新四军中最强支队。
从这方面看，高敬亭功勋卓著，没理由会遭遇波折。但人无完人，长期独立作战，高敬亭也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习气，慢慢还有拥兵自重的倾向。
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是非常厉害的，从张国焘开始，有很多同志牺牲到自己人手里。红四方面军主力出走后，这类情况并没有减少。
红25军重建后下辖了74师、75师，其中的75师师长是姚家芳，政委是高敬亭。姚家芳等近千名指战员都被高敬亭“肃反”掉了。
后来红25军转移，高敬亭奔赴皖西与红82师汇合并出任师政委。然而没过多久他就以肃清“第三党”为由把师长林维先抓了起来。
本来林维先也要遭遇不幸，但红82师大部分指战员都在求情，高敬亭也不敢惹众怒，就退了一步把林维先发配到苦工队。
再后来重建红28军，高敬亭成了鄂豫皖的绝对领导者，江求顺、余雄、罗作凡、刘正北等一大批干部被“肃反”，就连协助他重建红28军的主要帮手徐成基都没能躲过去。
新四军成立后，高敬亭又比较抵触中央派来的干部，郑位三、戴季英都被排挤走。组织要求他率第四支队迅速东进，他也迟迟未动。1939年1月项英在致电中央时就说得很直接：
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
后来组织多次派人跟他联络，都没有用，军长叶挺无奈之下只好去往舒城相劝，说第四支队东进“不仅是为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第四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
在干部会议上，第四支队都赞同叶挺军长的命令，高敬亭见事不可为，也举手同意。然而，叶挺一走，高敬亭又命令已经开拔的部队停止东进，把事情搞得很僵。
如果是这样，高敬亭还不一定会被极端处理，偏偏在5月20日，第四支队发生了一起极为恶劣的事件——7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带着警卫班叛逃了。
这两人一直都被高敬亭视作亲信，如此敏感的时间节点，做出如此敏感的事，这是在向组织示威？新四军军部随即决定做最后的处置。
6月4日，高敬亭被江北指挥部扣押，随后新四军对高敬亭展开了批判。对于要不要杀，当时军部是一直认为需要。
案子呈递到中央后，毛主席批示将高敬亭押赴延安处理，还是想以教育为主，可惜主席的命令没到，事情就已成定局。6月24日，高敬亭被叶挺的警卫班枪杀于肥东青龙场。
高敬亭一死，第四支队也出现过骚动，所幸没有酿成大乱。主席一直觉得高敬亭不该杀，1975年还指示重新侦办。
最终在1977年4月27日，总政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文件，给出了最后的结论：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
这两位高司令员能力都很强，本来也都有机会去往延安学习，奈何跟上级关系太恶劣，最终出现最惨痛的解决。对革命来说，也是很大的损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