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当彭老总得知联合国军计划对志愿军发起新一轮冲击时，他感到了极大的压力。认识到一旦敌军行动，志愿军将处于不利位置，彭老总下定决心，决定先发制人，对敌军进行预防性打击，以打乱其计划，迫使其放弃进攻。
4月底，志愿军越过边界，从多个方向对敌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联合国军此时已经适应了志愿军的战术模式，他们预计志愿军的补给线拉得太长，攻势难以持续超过一周。因此，他们选择了策略性撤退，准备在志愿军补给线紧张时再反攻。
到了5月初，正如预期，志愿军的攻势开始显现疲态。联合国军迅速调整战术，部署装甲单位发起反冲击。志愿军在这突如其来的反攻面前措手不及，前线部队遭受重创，不得不中断前进。5月20日，随着后勤补给的彻底耗尽，彭老总下令全线撤退，同时指定第60军作为全军的后卫。
本应互为掩护的60军三个师因指挥失误未能及时撤退，特别是180师陷入敌军重围。师长和副师长外出执行任务，使得师政委吴成德临时承担了指挥责任。吴政委虽然背景为文职，军事指挥经验有限，在危机时刻显得优柔寡断，迟迟等待上级指示，无法做出有效应对。
虽然敌军包围圈存在破绽，但需要果断行动才能突破。但随着时间推移，敌军逐渐加固包围，180师的突围机会逐渐消失。最终，大功率通信设备损毁，180师与高层失去联系，只能依靠吴政委决定生死。在讨论后，他决定部队分散突围，各自为战。
在撤退途中，吴政委遇到了一队伤员，他选择不弃队伍独自逃生，而是决定与伤员们同行。他们在撤退中多次与敌军发生冲突，由于人少势孤，吴政委不得不带领队伍边战边退。这段时间里，他的队伍损失惨重，几乎到了全军覆没的边缘。
经过半个月的艰苦求生，吴政委几乎丧失了所有战斗力。正当他几乎要放弃希望时，他偶然遇到了一些幸存战士。他们一起组成了一支临时的抗战小组，相互支持，继续在朝鲜山区进行游击战斗。
1952年冬，联合国军进行了大规模搜山行动，最终找到了吴政委他们的藏身之处。面对逮捕，吴政委试图自杀以免成为战俘，但被及时制止。随后，他被送往战俘营，成为了战俘中级别最高的官员。
在战俘营，吴政委坚持自己的身份只是一名普通士兵，但队伍中的叛徒泄露了他的真实身份。尽管面临敌人的高压和诱惑，他拒绝撰写脱党声明和迁居台湾的要求，坚守自己的信仰和尊严。1953年战争结束后，他被释放，重返母国。
归国后，吴政委的遭遇并不被国内理解，遭受了极大的误解和质疑。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的名誉终于在1980年得以恢复，政府撤销了对他的所有指控，他被允许返回家乡，并获得了相应的养老金。1996年，这位经历了多重考验的老兵终于安详离世。
在1951年早期，面对即将到来的联合国军新一轮攻势，彭老总深感不安。他预见到一旦敌方行动，志愿军将丧失战略主动权，陷入被动局面。为此，彭老总果断选择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打乱敌军的部署，迫使其放弃进攻计划。
4月底，志愿军从东西两侧突破缓冲区，向联合国军发起强攻。联合国军通过对志愿军战术的了解，预计志愿军由于后勤限制，攻势最多持续7至10天。因此，他们选择战略性撤退，待志愿军力竭时反击。
到了5月初，志愿军的进攻果然显露疲态。联合国军抓住时机，迅速反攻，志愿军被迫中断南进。5月20日，随着全军补给耗尽，彭老总下令全线撤退，特别指定第60军作为总后卫。
由于一些指挥失误，第60军的三个师撤退不及时，特别是180师陷入重围。师内领导因任务在外，军事指挥落在政委吴成德身上。由于经验不足，吴成德在危机中显得犹豫不决，依赖上级的指示，缺乏主动作为。
事实上，当时敌军的包围并非无懈可击，通过集中力量突围是有可能的。但随着敌力增强，突围的机会逐渐丧失。吴成德决定召开短会，听取意见后，命令部队分散突围。
在撤退中，吴成德遇到伤员队伍，选择不弃他们而独自逃生。他与伤员共同面对困境，虽与敌军多次交火，但始终保持撤退。这期间，他的部队伤亡惨重。
几周后，当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时，吴成德几乎失去希望。然而，在山中，他偶遇幸存战士，共同组建临时战斗小组，重燃斗志，决定在朝鲜山区开展游击战。
1952年冬，联合国军的一次搜山行动将他们发现。面对被俘，吴成德企图自杀，但被美军制止。之后，他被送入战俘营，成为志愿军中被俘的高级将领。
在战俘营，他虽然最初伪装身份，但最终被叛徒出卖，美军逼他写声明放弃我党并迁往台湾，但吴成德坚守原则，拒绝屈服。1953年战争结束后，他终被释放回到中国。
然而，回国后吴成德面对的是对“投降者”的严厉批评，1954年他被开除公职并流放农场。1980年，经过长期争取，党中央终为180师及其本人平反，撤销处分。他后被允许回家疗养，并获得一定的政府补偿，直至1996年逝世。这位老兵的一生，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是对信仰与忠诚的深刻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