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熟悉党史的历史爱好者，对这个名字是绝对不陌生的。他总是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记述相联系，当过中组部副部长；更是毛主席的秘书，是主席的身边人。
李锐生于1917年，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一年。四十年代，受到革命的召唤，他来到延安，从事新闻工作，在《解放日报》当了一名宣传写手。
不过，今天故事的主角并不是李锐，而是他的前妻范元甄。范元甄，1921年出生于湖北武汉，年龄比李锐要小几岁。范家家境殷实，接受了西方的新式教育，崇尚革命、进步、自由。
1935年，北京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范元甄在武汉也举起了横幅，走上了街头，声援北京学生。这场运动成为范元甄思想觉醒的契机，不久后，范元甄便加入了组织。
一开始，范元甄只是在南方局工作。期间，面容姣好的她结识了才华横溢的李锐，两人遂走到了一起。1939年，婚后的两人前往延安，被普遍称为“美满的一对”。
1940年左右，延安掀起了整风运动，两人都深陷其中。
整风运动一大特点就是思想改造，改造的对象自然是天然具有“资产阶级”特性的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这句流行甚广的名言：牛都可以改造得能耕田，为农夫所用；人当然也可以改造，为党和革命所用。
这场改造运动，范元甄是成功的“抢救对象”，思想言行都“左”的出奇。李锐则恰恰相反，不管是批斗、撤职；还是开除、流放，李锐还是李锐。
一个“左”，一个“右”，自然矛盾重重，不可调和。李锐后来曾在《世纪之交感言》中写道：“延安的抢救运动，使我头脑更加冷静，较能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看法。”
执拗的性格让李锐进入了监狱，他何以被捕呢？有两三个人在逼迫之下，承认自己是特务，诬陷李锐是上级。这是主要原因不假，除此之外，李锐放言无忌地高谈阔论，恐怕也早已引起了康生的注意。
康生污蔑李锐对组织有杀父之仇，其实这只是欲加之罪。李锐的父亲是在1922年病故，那时候还没有红军，又何曾有杀父之仇呢？
从1943年4月到1944年6月，李锐身陷囹圄，范元甄也受到了牵连。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范元甄竟然选择了与丈夫离婚，来令自己置身事外。
出狱后，妻子范元甄又和李锐破镜重圆，好似原有的分歧不存在似的。很有可能这次结婚的出发点不是真爱，而是妥协和自保。
新中国建立后，李锐主持湖南省委宣传工作，妻子范元甄则担任了湖南省工业厅秘书一职。
“庐山会议”时，李锐作为秘书，受到波及。中直机关党委负责人找李锐谈话，透露要开除他党籍的决定，问他的意见时，李锐则说：“赞成开除，没有意见。”时隔多年，李锐回忆当时的场景，感到完全绝望，只有无限的悲哀。
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批斗，晚上回到家里，又一场批斗在等着他。自从李锐出事，还是妻子的范元甄就同他划清了界线。不仅如此，范元甄还收集资料，揭发了丈夫不满的言论。
巧合的是，李锐的秘书站了出来，为其打抱不平。李锐的办公桌的抽屉里放着范元甄前不久给李锐的一封信，信中是范元甄对“大跃进”也怀疑，对放卫星也埋怨。
这位秘书便将此信交给了组织，有了罪证，范元甄的日子也不好过，成了被审查的对象，下放到车间当了一名工人。
范元甄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揭发李锐，写了两个笔记本的材料。1961年11月，李锐和范元甄又办理了离婚手续。
从北大荒接受改造回来后，李锐又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继续改造。这时候，李锐的朋友暗里提示他，这是范元甄告状的结果，而且涉及的是对主席的看法。
直到改革开放，李锐恢复了名誉，两人的恩怨才告一段落。晚年的范元甄还想和李锐复婚，但这次李锐没有同意。范元甄于2008年逝世，终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