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出现开始，从未停止过思考。古希腊哲学家曾提出过“认识自己”的观点。柏拉图作为他的学生，提出了“理念论”。
事实上，我国古代也涌现出很多哲学思想，如孔子的儒学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程朱理学。这些思想都蕴含着人们对自己、对社会、对宇宙的思考。
北宋时期的邵雍，是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与程颐、张载等人并称“北宋五子”，他所写的《渔樵问对》中蕴含了很多哲学思想成为无法超越的千古奇文，揭示了整个世界的终极奥义。
利害之辩
邵雍借助渔夫与樵夫的对话，向世人展现出自己对于人、社会、宇宙的思考，“利害”之辩是其中之一。
在渔夫与樵夫的对话中，渔夫以钓鱼为视角，揭示了万事万物的利害关系。
樵夫认为鱼食饵为了生存，但是有被钓上来的风险；人钓鱼是为了生存，则没有风险。所以二者同利异害。
渔夫认为，二者同利同害。因为人和鱼一方面都是为了生存，选择了有利自己的一方，另一方面二者也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风险。
比如鱼吃饵料被人钓起，成为人的食物，人钓鱼有落入水中的风险。所以，人之于鱼，有利有害；鱼之于人，也是有利有害。不能否定一方而凸显另一方。
事实上，利害关系涉及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比如一条商业街上开了两家服装店甲与乙。甲、乙两店都认为彼此抢了自己的生意，都在暗自较劲，想要赢对方。
实际上，对方的存在既有利也有害。因为两家服装店的存在的确是分散了客流量，使得双方的营业额减少，这对于彼此而言是有害的一方面。
但是，从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对方的存在，才使得双方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才能在竞争中不断的提高自己，完善自己，使自己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生活在纷繁错杂的世界里，每个现象背后都有着复杂的原因和深层次的内涵，需要我们以广阔的视角进行分析，理解背后的深意，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
如果我们只看到表面现象，就会被局限在片面的认识中，无法深入理解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因此，我们需要超越表象，深入探究事物背后的原因和意义，不能拘泥于眼前的现象
小人之辩
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疑问，我们所厌弃的事物可以从世界上消失吗？《渔樵问答》中樵夫也有这样的疑惑。他问渔夫，小人可以从世上消失吗？
渔夫认为，小人不可以消失。无小人，不成君子；无君子，则无小人。君子依正气而生，小人由邪气而存在，二者如同太阳与影子一般，相伴而生，只是盛衰不同。
即君子与小人往往处于对立统一关系之中。二者应该各就其位，发挥着自身的作用，缺一不可。
并且渔夫认为，在盛世之际，笃实的君子君子多于奸佞的小人，在动荡时期则相反。家庭的和睦和朝代的更迭均与之相关。
所以，万事万物都有其规律，我们不能有失偏颇。不能因为自己个人的好恶否定一方的存在与价值。双方都有存在的必要，都有其价值。
善恶之辩
樵夫问渔夫，世上善良的人少而奸佞的人多。在和平的时代善良的人多，在动荡的时代奸佞的人多，这应该怎么看？
渔夫用五谷作为例子。
在一片地里长满了庄稼。谷物代表“善”，而杂草代表“恶”。农民为了有个好的收成，辛勤的给谷物浇水，除杂草。
事实上对于谷物而言，它周围的杂草即便不除，也不会影响它的生长。但是有时地里的杂草都已经被连根拔起了，谷物也不见得长的很好、产量很高。
这又回到了利害之辩与小人之辩的关系上来。
君子喜欢善举，遇到不善的行为会远离，而小人喜欢不善，遇到善举就会远离。
家国是一体的，君子多的时代，人们往往会效仿君子所为，这个国家往往政治清明，人们安居乐业。
然后小人多的时代，人们互相猜忌，心生怨怼，社会不稳定，自然也就会出现各种纷争，甚至出现硝烟四起，政权更迭的现象。所以，世治与君子、善、义相关联，而世乱则与小人、不善、利相关联。
在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李世民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将古代中国推向了鼎盛时期，是因为他任人以贤，敢于纳谏。
他不计前嫌任用魏征“君子”，并且招揽房玄龄等忠义之士。采取了以农为本、休养生息等措施，最终取得了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与唐朝相反，在晚晴时期，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地位和荣耀，至中国于不顾。
他们反对百日维新、镇压农民起义、残害进步之士，甚至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以维持中国与列强的表面和平。
以慈禧为首的晚清官员是“小人”的体现，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走向了深渊。
结语
《渔樵问答》中樵夫与渔夫看似寻常的对话，却暗含着利害之辩、体用之辩、物我之辩、治世之辩，观物之辩、天人治辩以及善恶之辩等深奥的哲理，揭示了世界存在与运行的奥秘。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相伴而生。每一个生命都有其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它们彼此间共存，构成了这个和谐美好的世界。
在生活中，我们不能用世俗的眼光评判事物，而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了解世界的对立统一。如此才能更好的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寻求自身的价值，体验生活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