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振，1925年11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县南山头镇人。
他父亲和2个哥哥靠给有钱人打长工来维持一家生计，即便如此，一家人每天仍是饿得受不了，于是黄维振从小就和母亲一起在镇上讨饭。
他13岁那年，日军占领了青岛；没隔几个月，又占领了日照县城。
南山头当时是一个有5000多人口的大集镇，距日照城80多里。前面是无边大海，左右后三面则是大山环立，八路军、日军都将这里视为“游击区”，彼此拉锯战不断。
当时，日本特务机关在青岛招了一批日照籍的青壮年加入“青年协会”，这其中就有黄维振的叔父黄子恒。
“青协”是日军的一个情报组织，是日寇推行“以华治华”政策，用情报作为侵略战争的一种工具。当时黄子恒和一些没有脊梁骨的人在日本完成训练任务后，于1940年被派往南山头镇，负责收集八路军和当地共产党政权的情报。
1941年1月的一天，一位地下党员找到年仅15岁的黄维振，邀请他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除奸队，让他潜入叔父黄子恒家当“特务”，以便掌握日本人的情报。
黄维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并于第2天进入叔父家。从此，汉奸叔父的一言一行，都在黄维振的监视之下。
黄子恒做梦也没想到，侄子黄维振是共产党派来的，他每次去和日本人接头时，都会带上侄子。就这样，黄维振在叔父家的一年多时间里，多次迅速准确地把情报送到了共产党组织，使地下党避免了多次损失，还帮助八路军将计就计打击日伪军。
有一次，黄维振得知一个重要情报，日军准备在10天内突袭一个叫小王方的村庄，而这个村庄正是共产党区政府的所在地。黄维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果然，一天夜晚，日本人、汉奸队突然发疯似地扑来了，但结果扑了个空，区政府人员早就转移了。
为彻底解决黄子恒等人当汉奸、为日军提供情报等问题，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除奸队处决了黄子恒及另外3名汉奸。
1942年，年仅17岁的黄维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4年春，黄维振参加了武工队。
这年夏天，一伪镇长仗着权势，抢男霸女，将一个农民家的女孩强行霸占，送到他住的日军据点内。
武工队听说此事后很是气愤，决定把这个女孩救出来。一天晚上，黄维振和武工队员们化装成农民进城，来到了伪镇长的住地。他们事先埋伏了起来，等到伪镇长深夜回家时，武工队队长便冲上前将伪镇长当场制服，黄维振等则冲入据点救出女孩。
1945年，日军在投降前夕对八路军、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大扫荡。一天清晨，黄维振与日军遇上，他开枪打死了多名日军，邀获了日军的多种装备，其中一条日军的军用毛毯至今还存放在黄石红军楼的档案资料室里。
1946年底，黄维振随解放大军南下。在1948年解放襄樊的战斗中，身为江汉军区政治保卫部侦察队长的黄维振充分显示了自己的侦察才能。
胡宗南的77军败退前，在襄樊潜伏了军统的一个“鄂西情报站”，为刚解放的襄樊城埋下了一个重大隐患。军区首长限黄维振10天破案。黄维振除了知道这个潜伏站的名称，其他什么线索都没有。但既然是潜伏，特务必然要活动，要活动就会有地点。
黄维振就从这个思路入手，开始了侦察工作。他一番化装后，一个人在襄樊古城到处转悠。连续9天蹲点摸排后，他发现一家“冯记商行”有问题，进出的人鬼鬼祟祟，根本不像正经生意人。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摸进了“冯记”，发现商行里面的建筑简直豪华得离谱。从所观察到的各方面信息，黄维振最终锁定了这家“冯记商行”就是军统的情报站。取得上级同意，黄维振搜查了这家商行，但是找遍了整个商行也找不到密码和电台！
几个小时后黄维振累得不行，坐在一把古色古香的太师椅上休息，职业习惯下他敲了敲太师椅，发觉有名堂。黄维振来不及多想，三两下把太师椅摔烂，最终找到了苦苦寻觅的敌人密码。有了密码这个证据，敌特无可抵赖，乖乖交出了电台。
1954年，黄维振担任黄石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1959年至1966年任黄石市公安局局长，其间破获了不少大案要案。
回首往事，黄维振满怀深情地说：“是共产党将我这个讨米娃培养成了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没有共产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成长。我活到80岁从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