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一支衣衫褴褛，饱经战争创伤，带着无限倦意却又心怀崇高理想的军队，在山林间默默穿行。
这支精神萎靡的残军，一路上为了躲避敌人的围追堵截，拖着疲惫的身体不停的朝前走，途中还要经受队伍里各种对抗分子的不断反戈相击。
在随时都有覆灭危险的恶劣环境里，辗转流离，相互鼓励，苦苦寻觅可以栖身的弹丸之地。
最后，这支队伍上了井冈山，也拉开了伟大历史转折的序幕。
井冈山，原本是一座平平无奇的山脉。
却在一段宏伟历史篇章落下帷幕后，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山。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不禁感慨：“没有井冈山的艰苦奋斗就不会有今天！”
以井冈山为名，毛泽东先后作了三首诗词，是独一份。
是啊，当年那些上了井冈山，又从井冈山下来，一路奔波不息、披荆斩棘，最终完成解放中国壮举的将士们，无论谁提起井冈山，都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因为那是一座历史丰碑，是一条道路、一种精神的起点。
很多事情，都要从这里讲起。
但山上的事，得先从山下说起。
01
1927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对于国共两党来说，这一年都有太多的悔恨和遗憾，兄弟反目的戏码不断上演，血与火相融，阴谋交织着背叛，浇灌了血海深仇。
从五卅运动的劳工矛盾爆发，到四一二政变的白色恐怖，中共党员被逼到了墙角，退无可退。
当国民党特务向昔日战友举起屠刀时，也宣布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产。
或许只有当毫无准备的革命战士，遇到了蓄谋已久的国民党特务时。
才能真正明白什么叫革命的残酷性，这也是成长和变强大需要的养料。
实际上，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在各自建党时就已经埋下了，两党合作基础太过薄弱，破裂是迟早的事。
为啥这样说呢？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国共两党的组织结构都是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当年谁也没有建党的经验，都是外面有什么好的，就学习谁，而党组织搞得最好，最有力量的，莫属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党。苏俄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
可见，学习模仿优秀样板，不仅不丢人，还是很多成功人士的关键第一步。
共产党学习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模式，那是天经地义。
为何国民党也学呢？
这就要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质，孙中山先生和苏俄的合作。
孙先生当年为了革命，把什么样的路都走了，但都没能取得最后的成功，要么是关键时刻内讧，要么是被袁世凯这样的军事强人摘了果子，最后只能从其他地方寻找助力，找来找去，还是苏俄靠点谱，就谈起了合作。
苏俄帮助孙先生建党，也是当年的合作内容之一。
此外还有在莫斯科建立专门培养中国革命军政人才的中山大学，都是双方合作的结果。
国民党其实是由苏俄代表帮助建立的，党章和党组织的架构什么的，基本都是照抄苏俄，但当时孙先生的地位实在太特殊太重要，大家都愿意尊他为领袖，故此国民党的党章里专门加了一条尊孙先生为总理。
后来老蒋有样学样，在党章里也搞了一个“本党以继承总理领导革命之蒋中正先生为总裁。”
虽然国民党在复刻苏俄政党模式的过程，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不影响大局。
问题的关键是，布尔什维克模式讲究的是一党执政，布尔什维克的本意就是多数派，从组织架构到政治路线都建立在一党执政的基础上。
两个学生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还都在一个锅里吃饭。
还都有类似的执政路线，真是想不产生矛盾都困难。
02
第一次合作初期没啥表明矛盾，主要是因为有苏俄在一旁镇场子，两个学生的力量又比较弱，都想先吃饱再说，所以才能合到一起。
其实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苏俄和中共都承认了国民党的领导权。
当时张国焘等人因为领导权的问题，还质问过共产国际代表，得到的回到也很明确，领导权归国民党，从而有了在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员要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事。
此外，国共合作走向破裂，不仅有建党因素在内，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
中国人天生就对中央集权和大一统有执念，中央集权的政治寡头文化在中国盛行了几千年，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历史惯性，整个民族都有一统的意识。
这种政治文化是由中国地理环境所决定的，长江和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但也带给了我们无穷的水患。有史以来，如何治理水患
就成了我们这个民族挥之不去的记忆。
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势必要求我们之中出现一个可以组织大众的领导者，来组织抵御各种灾害，不然大家各自为战，早就被滔天洪水卷走了。
这一点从神话传说中就有体现，上古很多出名的人物，都跟治水有关，大禹治水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建党因素叠加各自代表利益群体的对立，再加上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导致国共两党的合作只能是暂时的，分裂是必然的。
后来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因为组织和目标的原因，天然的就开始组织工农争夺领导权。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就是一个重要标志。
03
到了1927年前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而引发的摩擦已经明面化了。
1937年3月20日，北伐军占领了上海附近的龙华，孙传芳的政权土崩瓦解，而此时中共在上海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也取得了胜利。
3月22日，上海举行了市民代表大会，成立了上海特别市政府。
时间这么巧，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北伐军已经到了上海边上，正准备和平接收上海，结果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共却率先通过工人武装起义，在上海建立了政权，在国民党看来，这就是夺权。
23日，老蒋率领北伐军攻占了南京，结果又发生了英、日、美领事馆被抢劫事件，六名外国人被杀，帝国主义恼怒不已，将坚船利炮开了过来，炮轰南京，老蒋甩锅，说是中共的人所为，将焦点和压力都给到了中共这边。
这件事过后，双方算是正式撕破脸皮了，水也被老蒋搅浑了。
此后不久，老蒋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动用军队和特务，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国共双方正式决裂。
就好比两个人合伙创业，在取得了一点成就了后，就开始内讧干仗了。
商业纠纷，顶多就是分家，失败者丢失领导权黯然离场，起码也能获得一笔不菲的经济补偿，然而政治背叛，可就没这么简单了，那是要流血牺牲的。
很多人创业失败，或者遇到点挫折，就哭天喊地的，这点事跟共产党人遇到的挫折相比，简直是不值一提。
1927年4月12日凌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 、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
随后被老蒋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调解之名，强行解除了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第二天，各界工人举行罢工，参与人数多达十几万，游行队伍在去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的时候，在路上被军人袭击，军人拿枪疯狂扫射。在事变后的三天里，上海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5000多人失踪，陈延年、赵世炎等人都牺牲了。
随后广东、安徽、浙江、福建等地，纷纷以清党名义，对革命党员和群众进行大屠杀。
啥叫惨案？
我们这些没经历过的人，可能永远都不能明白，那种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的惶惶感，那种被突然射杀的惊恐感。
这个教训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实在太深刻了，打击也是毁灭性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是第一个将军事力量直接卷入政治斗争的，吃了亏的孙先生，也开始抓军事，重视军队建设，将枪杆子作为革命的有力武器。
而将军事力量发挥到极致的是老蒋。
他又通过残酷的武装镇压，出动军队捕杀革命党人的暴虐行为，将枪杆子决定领导权的道理教给了我党。
04
老蒋发动政变时，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极大内讧，南京和武汉两个政权打擂台，而中共也开始还想联合国民党左派，依托汪精卫在武汉跟老蒋斗。
但老蒋的手段还是更厉害一点，联合帝国主义势力，对武汉采取了经济、政治封锁，原本很繁华的武汉，竟然在反动势力的封锁下，出现了各种经济困境。
像夏斗寅、许克祥这些握有军权的军人，都先后使用武力发对武汉政府，这搞得武汉政府和中共压力都很大。
陈独秀等人在巨大压力下面，也开始慢慢妥协，消化不了的外部压力，都转为了内部压力。
就连党内原先支持农运和土地革命的强硬派，也开始主动求和，希望能换取国民党右派的友善之手，还有一部分人，将革命的希望放在唐生智这样的骑墙派身上，妄图用军阀打败军阀。
但现实用血淋淋的教训让这两派知晓了，什么叫靠人人倒，靠树树倒。
跟唐生智一条路子的朱培德、谭延闿都先后走到了我党的对立面，还有汪精卫也是靠不住的货。
年纪轻轻的我党，还没有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蓬勃激情中缓过劲来，就陡然发现，变天了。
好像一下全中国的武装势力都走到了中共的对立面，纷纷指责政局动荡的责任全在中共身上，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解除工农武装的旋风。
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面对应接不暇的武装倒戈，茫然无措。
在这样的巨大变故之下，很多人都脱党了，还有人叛变，更多人的被捕杀，各种情况数不胜数。
残酷的现实一夜之间就教会了共产党人什么叫理论，什么叫实际。
但是，我党没有被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所吓倒，他们英勇不屈，继续高举革命大旗，顽强战斗。
没有经过巨大痛苦和挫折洗礼过的人，何以谈坚韧勇敢。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也发来了指示，严厉谴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并给中共下达了跟国民党战斗到底的指示。
我党已经退无可退了。
唯有拿起手中的镰刀和锤子，向敌人勇敢的冲去！
05
不屈的意志是值得夸赞的，但现实却从来不迎合任何人。
现实更不会因为你的意志力强和勇气可嘉，就给你开后门，只有做正确的事，做符合形势发展规律的事，才能取得成功。
啥才是正确的事呢？
没有人可以为你指明，这需要你自己不断总结经验和反复尝试。
只有忠告一条，趁早放弃幻想，没有捷径可以走。
1927年7月12日，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改组领导机构，免去陈独秀的领导工作，成立临时中央 ，并决定依靠掌握的少量军队发动军事暴动，同时在农运弄得比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
8月1日，南昌城的一声枪响，拉开了国共两党全方位武装对抗的序幕，历史从这里开始转向。
南昌起义这里就不展开说了，我们着重讲一讲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负责完成湘赣边秋收暴动的武装力量，大概有五千多人，主要成分是卢德铭率领的武汉政府警卫团，平江农民军，安源矿厂的工人武装，还有一支来自浏阳的农民军。
成分如此复杂，部队还没有集中训练过，各自分散，可想而知战斗力肯定是有限的。
战斗力有限没啥事，就算不能完成军事计划也不重要，毕竟胖子不是一口吃成的，谁也不是一出生就是自带无敌光环的满级大佬。
重要的是这支队伍里有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人，这就很关键了。
这支部队军事上的总指挥是卢德铭，政治方面则是受命改组湖南省委和筹备湘赣边秋收暴动的中央特派员毛泽东。
1927年8月下旬的时候，这几只武装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在江西修水县 山口镇
召开了一次碰头会，商量如何一个暴动法，分派一下任务。
聚到一起后达成的第一个共识就是，这一次的暴动不能跟南昌起义一样，继续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这次得打出自己的旗号。
然后给这队伍起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有了新番号，自然也得有新旗帜，据说新旗帜的设计和制作工作都是何长工完成的。
估计何长工自己也没有想到，当年干得这件事，意义竟然这么大。
06
之后就是整编部队，警卫团余部组成第一团，安源的工人武装组成第二团，浏阳农军和平江农军组建第三团，当时还收编了一支地方土匪武装，编为第四团，团长叫邱国轩。
秋收起义的总目标是夺取长沙，所以在制定进攻计划时，也都是围着长沙转。
一团和四团从修水县出发先进攻平江，发动平江农民暴动，之后向长沙进发，二团从安源进攻萍乡，打通株洲，包围长沙，三团是毛泽东亲自带队的团，从铜鼓出发，进攻浏阳，发动浏阳农民暴动。
长沙内部也有同志在组织工人暴动，与这三个团互相策应，相机拿下长沙。
计划看似很好，但等到执行时，状况百出。
9月9日，起义正式开始，结果当一团和四团到了平江县城时，意外就出现了。
由土匪改编的四团突然反水，还没有正式开打呢，就叛变了，土匪果然是靠不住的。
四团叛变后，平江县的援军也到了，一团的行动宣告失败，部队被打得溃不成军，连团长都不知道去哪了，剩余的人重新聚集后，往浏阳方向撤退。
二团本来是要进攻萍乡的，结果久攻不下，转个头却顺利占领了浏阳，还没有等二团庆祝一下，大量敌人援军就到了，因为撤退的太慢了，二团被包了饺子，损失惨重，团长战死。
毛泽东率领的三团，一开始还比较顺利的占领了通往浏阳的要道白沙镇，但往浏阳城进攻时，因为敌人太强大，尝试打了一下，根本打不过，毛泽东只好命令部队撤退。
前后不到一周的时间，三路兵马均遭遇失败。
还是惨败。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07
拿下长沙的目标，是铁定完不成了。
既然完不成目标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就成了一个问题。
失去目标的团队是最容易散的，得有一个核心人物，在关键时刻掌握方向，为团队树立目标。
理所当然，这个人也只能是毛泽东了。
就在大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毛泽东没有盲目的路乱定目标，先让溃败部队到浏阳文家市
集合，因为这个地方是浏阳、萍乡、万载交界的山区偏远小镇，敌人的力量比较弱。
当几支残军到达文家市会师时，都比较失落，谁也没想到，秋收暴动会是这么个情况，敌人的强大远远超出了大家的预料，但这个时候不是倒苦水的时候，得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结果因为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几个负责人吵翻了天。
毛泽东表示，放弃既定目标，也不去攻打浏阳，往敌人已经离开的萍乡退却。
师长余洒度
表示，要继续执行原计划，进攻浏阳然后夺取长沙。
可能大家会觉得余洒度是不是有毛病，三路人马都惨败了，还要继续进攻，这不是疯了嘛。
但这样的想法才是普通人的正常反应，因为大家忽视了，人对旧有路径的依赖性有多强，也忽视了人会因为对未知情况的恐惧而选择逃避。
这时又暴露了一个问题，毛泽东虽然是前委书记，名义上的一把手，但很多人根本不听他的意见，更不承认前委书记的地位，最后还是卢德铭表示赞同，才通过了向萍乡退却的决定。
结果，情报是错的，萍乡的敌人不仅没有退却，反而还有重兵把守，没办法，为了避开敌人，部队只能从芦溪小镇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往芦溪赶路的时候，又遇到了朱培德麾下的一支部队，双方激战一场，卢德铭中弹牺牲。
敌人连悲伤的时间都不会给你，部队立即转向往莲花县的方向走，莲花县没有正规军，只有地主老财组建的保安队，轻易就被工农军拿下了。
顺利拿下莲花县，算是秋收起义后为数不多的好消息。
在莲花县的时候，宋任穷正好也回到了部队，还带回来一封信。起义前，时任三团文书的宋任穷被选为联络员，派往南昌联系江西省委。
江西省委在这封信里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宁冈有我们的武装部队。
很多人说，秋收起义前，毛泽东就已经想好了，如果失败就带部队上井冈山，这个说法不准确，之所以最后决定上井冈山，真正的原因是这封信。
08
9月27日，毛泽东带着部队向宁冈前进。
毛泽东领导的这支残军，刚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争，还忍受着因起义失败而造成的痛苦和失落，伤兵得不到治疗，也没有援军，屁股后面还有一支追兵，连吃饭喝水都成问题。
队伍的成分还很复杂，除了一小部分受过专业训练的士兵外，既有工人，还有农民。
在这样的氛围中，士兵不开小差，不对革命前途感到绝望，反而不正常了。
29日到达永兴县三湾村时，部队士气基本没有了，思想混乱，每走一会就有人开小差偷偷溜掉，减员严重，到了三湾村时只剩下一千人左右了，部队处在解散的边缘。
如果再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部队迟早垮掉，势必要做点什么，改变这种现状了。
一边带部队四处辗转躲避敌人追击，一边还要解决部队内部的纷争，这段经历有点像日后万里长征的简化版，那叫一个艰难。
到达三湾村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会议，对部队进行整编，制定了将支部建在连上等一系列措施，初步建立起了一套可以大大加强党对部队领导权，以及部队凝聚力的制度。
毛泽东说服余洒度等人同意改编的过程，肯定没有我们想得那么简单，估计背后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因为改编的内容，跟余洒度和陈浩、徐韩这些军官的利益有直接冲突。
第一，部队缩编。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部队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出发的时候是一个师，半个月后就成了一个团，部队减员有多严重可见一斑。
第二，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有党委，全军由毛泽东领导前委，从而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第三，在军队里实行民主主义。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
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
甚至我认为用改造一词更符合实际情况。
很多事情的意义都是后来有了定论后，才被后人附加上的，但在当时看来，这就是被现实所逼，不得不进行的大胆尝试。
就当时那种情况，十个人里最少有三个人都跟取经队伍里的猪八戒似的，都在琢磨着怎么分行李。
领导者再不想办法弄一套新东西出来，留住人，估计还没上井冈山队伍就彻底散了。
相比研究三湾改编的历史意义，我认为探究毛泽东为何要从这三点做尝试，而不是其他方向，对普通人来说更具有现实启发性。
部队缩编这一条我们就不说了，减员这么多，不缩也得缩。
党支部建在连上，这一条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有三点：
1、经过秋收起义这次残酷的军事实践后，毛泽东就发现，自己这个代表党的前委书记，要是没有卢德铭的支持，竟然无法顺利调动部队。这样的部队就算壮大了，也会出现朱培德、谭延闿这样的人，建了等于白建。所以必须必须通过调整组织结构，来贯彻党对部队的领导权。
2、事实证明，党员多的连队，无论是战斗力还是战斗意志就是比其他连队强。这是最新鲜、最热乎的一手经验，必须得汲取利用。
3、党代表制度发源于黄埔军校
，当年黄埔军校跟其他军校最大的区别就是党代表和政治部。毛泽东对这一制度也是比较了解的，拿来就能用，但毛泽东创造性的将其应用于军队中，进一步完善加强了这一制度。
第二条，在军队里实行民主主义，建立士兵委员会，无疑是开创性的举措。
但这也是有思想根源的，当时组建工农军的重要口号就是，工农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讲究一个公正，结果工农在自己的军队，依然还要受军官欺负，跟旧军队就没有区别了。
士兵委员会的创建，让士兵可以自己参与军队管理，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凝聚团队的作用。
其发挥的作用，就好比创业公司给员工发原始股，公司你也有份，领导跟你拿一样工资，享受一样的福利待遇，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一下就树立起来了，干活自然就卖力了。
发现没有，三湾改编的举措不是从天上来的，要么是从实际经验总结得来的，要么是受到了现实启发，没有一条是空想出来的，也不带有主观成分。
这就是对“应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教科书级别演示。
09
三湾改编只是一个开始，前方的路还很长。
九月底，当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封十分诚恳的信，给宁冈山上的当地武装。
在很多人眼中，教员所到之处，应是人人相迎，遇到困难，立马就会转机，不管要办什么事，也都能立马办得成，俨然成了爽文男主。
很抱歉，事实并非如此。
不仅不是一帆风顺，反而是处处都有难题，就连井冈山上得都不太顺利，差点就被拒之门外了。
事情这么一回事，江西省委在信中说宁冈有自己的武装部队，实际上指的是袁文才
领导的农民自卫军。
顾名思义，自卫军是自发组建保卫自己权力的武装力量，因为主体是农民，领导者也跟中共联系过，所以江西省委才说是自己人。
但这里的自己人，充其量只能算是同路人
。
说白了，宁冈山上的这支部队，跟元末时期各地的农民起义军有点类似，大家都在一个旗号下起事，但各自之间是有区别的。
的确有交情，但不多。
所以毛泽东并没有直接上山，先在信中说，希望能与袁文才共谋大业。
当袁文才收到毛泽东的来信时，一开始是拒绝的，他害怕毛的队伍将自己的小山头吃掉，就回信：
“毛委员，敝地民贫山脊，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请另择坦途。”
拒绝的明明白白，咱这个小地方，供不起您这座大佛，还请另寻他处。
不仅拒绝的很明白，袁文才还很有礼貌，让宁冈县委的龙超清、龙国恩和陈慕平，充当信使与毛泽东面谈，说明情况。
说来也巧，这个陈慕平还真是教员的学生，曾在武昌农运讲习所跟教员学习过了一段时间。
但毛泽东并没有用这段师生情来胁迫陈慕平，反而比袁文才还有耐心和礼貌，跟这三个人详细说了工农军上山的意图，又说了革命主张，临别的时候，还送了这三人一人一支枪。而毛泽东也从三人那里知道了井冈山的许多信息，更加坚定了引兵上井冈山的决心。
同时，三人被毛泽东的诚意所打动，同意尽量安排一下，让毛泽东与袁文才见面谈一谈。
10月3日， 在正式约见袁文才前，毛泽东先在宁冈古城，开了一个大会，还邀请了宁冈县委的干部参加，其中也包括袁文才的代表，一共40多人参与，史称古城会议。
这个会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也对秋收起义的失败做了一个总结，最重要的是对宁冈地方武装释放了善意，表明自己的态度，谈了上山后采取哪些措施，如何保护对方的利益。
光讲虚的不行，还得来点实际的，废话也不多讲，毛泽东直接就送了袁文才上百条枪。
通过这个会，毛泽东表现了自己的诚意，向袁文才传递了不会与他争权夺利的信号，随后袁文才答应跟毛泽东见一面，具体商量一下，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事，见面地点约在了大苍村
这个交界地。
具体谈了哪些事不清楚，但结果很成功，大苍会晤后，袁文才从一开始的强硬拒绝，直接就变成了热烈欢迎。
毛泽东应该是站在了袁文才的角度考虑问题，用实际行动解决了他的担忧，所以才让袁文才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后来，毛泽东经常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说服袁文才，成功上了井冈山。教员又一次亲自向我们演示了，什么叫解决方法问题，什么是办事应该有的态度。
把说服袁文才这件事办成了，部队总算顺利的上山了。
回顾这段历史，还真印证了那句话，万事开头难，然后中间难，最后结尾也难。
不先革自己的命，就只能等着被他人革命。
这就是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