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藩镇最初的设计就是拱卫王室，只是当外重内轻的局面出现之后才会发生威胁王室的状况，本质还是朝廷出了问题。存在即合理，藩镇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不只是威胁。
西周之所以采用分封制一是因为其没有郡县制的模式作为参考，治理经验匮乏，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以当时的交通系统，西周王室根本不具备直接统治天下的能力，所以就只能将地方上的管理权下放给诸侯，完了王室以宗法、礼制、天命这套理论来遥控诸侯。
诸侯当时的义务非常明确，就是尊奉王室的正朔地位、以武力拱卫王室。在初期运行的过程中，诸侯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定期朝贡天子，天子有难时立即发兵勤王。
但当诸侯通过开边、兼并的方式将蛋糕越做越大，而王室的蛋糕在持续的分封下越来越小时，平衡就已经被打破，诸侯开始不尊重王室，也不在王室遇难时发兵勤王，能不落井下石带兵去打王室就已经不错了。
可见，藩镇真正威胁到王室首先是朝廷的问题，外重内轻导致了双方关系的失衡。而朝廷要想始终驾驭诸侯就必须得在土地、财政、军事几个领域都比诸侯要强，如此这套体系才能运转。
为什么刘邦的汉朝能够始终驾驭地方诸侯，就是因为，朝廷在军事实力、财政、领土等层面强于诸侯。
西汉刚建立时，刘邦是凭借关中和齐地的资源、军事优势剪灭了异姓诸侯王，完了又做了朝廷的直辖地和藩王的封地犬牙交错的设计将刘氏诸侯压得是死死的，即使后来发生了七国之乱这样的事，朝廷还是凭借军事和资源优势顺利平定了叛乱。
而西汉的藩王也成功履行了自己的使命，将以功臣派为主体的列侯群体压制得是死死的，并承担了守边的重任。
也就是说，西汉既利用好了藩王这张牌为帝国服务，同时又有效地预防了藩镇的坐大，威胁朝廷。什么时候搞分封，什么时候削藩，刘邦和他的子孙们玩得是明明白白。
相反，秦朝就是因为在统一之初没有在边地做分封的设计结果导致在陈胜起义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无人勤王。
当然，刘邦也是吸取了始皇的教训。
总之，西周的全面分封和秦朝的全面郡县都是历史教训，供后世的王朝参考。
本质来说，东汉的灭亡也是因为地方藩王没有实力。为了制衡世家，东汉天子只是频繁打外戚和宦官的牌，但当外戚和宦官火拼同时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世家就形成了一家独大的格局。当时，不管是地方还是朝廷，处于主导地位的都是世家的力量，东汉朝廷在没有刘氏藩王拱卫的情况下只能坐看世家以战争的形式进行利益分配，完了关门大吉。
曹魏也一样，在世家力量依然强大的情况下却根本没有做分封的设计，而是以远支宗室来制衡世家。当曹氏远支逐渐凋零而曹爽的力量又不是以司马懿为代表的世家的对手的情况下，曹魏也只能复制汉献帝的命运，先做傀儡，然后被司马氏取代。
任何事情过犹不及，曹丕在防范宗室的同时却也失去了能够自救的最重要的一张牌。
曹丕没打藩王这张牌 图源/剧照
可接棒的西晋后来也玩崩了。司马炎为了制衡强大的世家，上手就是大封藩王的节奏，还给了不同层级的藩王数量不等的军事力量配备，让他们来拱卫朝廷。
这没毛病，在世家依然强大的情况下，西晋需要藩王这张牌，更需要他们承担守边的重任。而司马炎的失误之处就在于，他同时解除了地方州郡的武装。
也就是说，此时朝廷直辖州郡的军事配置根本不如地方藩王。司马炎开局就让西晋王朝跑步迈入了外重内轻的危险局面。
这种局面，只有司马炎这样拥有军功的雄主才能勉强驾驭，可当司马炎驾崩之后，藩王们的欲望就会迅速膨胀，而贾南风是根本无法驾驭这种复杂局面的。于是就有了八王之乱的悲剧，并连带出了五胡乱华、永嘉南渡的悲剧。
从这点来看，不管是曹魏还是西晋都没有西汉在平衡层面玩得好。
南北朝期间，朝廷始终无法打好藩王这张牌，为了制衡世家是不得不分封，分封了之后又常常遭到藩镇对皇权的冲击。
即使隋朝混一了南北统一了天下，但依然没打好藩王这张牌。隋文帝时，杨坚为了制衡关陇集团还做了分封诸子为藩王的设计，可当杨广即位之后，随着汉王杨谅的叛乱被平定，藩王的建制也从隋帝国的组织架构中被抹掉。结果就导致，关陇集团集体向杨广发难时，杨广在没有宗室支撑的情况下只能逃往了江都，身死国灭。
唐朝虽然也在压制宗室的权力，但其后来却在边疆逐渐培养起了一个新的群体——节度使，在发展的过程中，节度使们一度拥有了地方的军、财、政、监等权力，妥妥的一方诸侯，其本质就是藩镇。
虽然由于府兵制的崩溃，朝廷力量的衰弱，帝国发生了安史之乱的事，但朝廷最终还是凭借别部节度使在军事和财政层面的优势顺利平定了叛乱。
但由于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朝廷又新设置了大量节度使，结果就导致帝国真正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皇权彻底旁落，大唐天子只能像当年的汉献帝一样看着诸侯以战争的形式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重新进行利益分配，完了再一脚将他踢开。
只能说，设置节度使并不是唐朝政策的失误，而是玄宗培养了安禄山这个强藩，将更多的资源集中在单个藩王身上。
安禄山是玄宗培养起来的强藩 图源/剧照
事实是，只要制衡这张牌打好，节度使完全可以承担起保卫边境，抗击契丹、奚、吐蕃等异族的重任，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来勤王。
只是，经过安史之乱后，节度使群体全面崛起，朝廷即使想制衡，也已经没有了资本，只能大施合纵连横之术来维护脆弱的皇权。
接下来的五代，虽然藩镇屡屡冲击朝廷快进式推进朝代的更迭，但此时藩镇的存在并不只是对内，像刘知远、郭威这些人都承担了抗击契丹的重任，建立了一定的军功。为什么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占领汴京不久就主动退出了中原，原因就是刘知远等强藩的存在，既然无法降服刘知远等人，耶律德光就只能退出中原。
当然，也有反面例子，石敬瑭引狼入室将幽云十六州割给了契丹让中原王朝失去了防御游牧民族的最重要的一道屏障。
五代之所以会频繁上演藩镇颠覆皇权的事，本质上是朝廷禁军在整体实力上弱于地方藩镇，严重的外重内轻，所以周世宗柴荣上位之后才会大力加强对禁军力量的建设。
虽然后周的国祚依然不长，但颠覆后周的人并不是地方藩镇，而是朝廷禁军，属于禁军系统和皇权的角逐。下一步，朝廷只需对禁军权力进行分解就可以彻底稳固皇权，赵匡胤建宋之后就是这么做的，将侍卫亲军马步军司分解为马军司和步军司。
但赵匡胤在削藩的过程中采用的却是一刀切的做法，导致边境上根本没有防御游牧民族的强藩，而宋朝的边境局势又是异常严峻的，不仅有唐朝、五代遗留下的契丹问题，西北的西夏也已经坐大。
为什么宋朝解决不了小小的西夏，为什么辽军能够轻易突破黄河防线威胁汴京，为什么金军能够轻易灭掉北宋，原因就在这里。
宋朝不仅削弱了地方军力，将地方精兵都纳入了朝廷禁军系统，更是将地方的财富全部集中于汴京，这就导致，当金军攻克汴京之后，整个大宋事实上就已经瘫痪，因为，大宋的精兵和财富都能集中于汴京。
又是过犹不及的做法。其实赵匡胤建宋之后外重内轻的局面已经初步得到解决，此时朝廷最好的做法就是：继续加强禁军力量建设，然后在边境上布置数量在可控范围内的藩镇以对付游牧民族，这样就既能保证朝廷对藩镇的控制，藩镇又能承担起守边的重任。
可惜，一直到北宋灭亡，赵宋官家都没有对这种资源过于集中的弊端作出相应的调整。
元朝的藩镇则纯粹属于内忧了，因为，蒙古骑兵已经凭借武力优势将边境线推进到了游牧和农耕文明的极限，藩镇已经失去了守边的作用。而蒙古因为草原部落制的传统却是持续性大封宗王，结果导致，宗王屡屡冲击大都的皇权。整部元朝历史都是朝廷与地方宗王的博弈，乱。
明朝建立后，考虑到严峻的边境局势，朱元璋就将儿子们封为藩王沿着长城给他们划定了守边的防区。
说实话，这个方案是极为合理的，因为，朝廷的力量在总体实力上是强于藩王的，不存在藩王不受控的情况，朱允炆在削藩时能够大刀阔斧顺利推进就是证明。
只是由于朱允炆牌技实在太次，最终导致了燕王朱棣冲刺皇权成功。
朱棣的成功属于概率事件 图源/剧照
当时，朱棣的优势是个人能力，以及军功派身份的优势，他能够靖难成功就是凭借彪悍的个人能力和功臣身份对朝廷勋贵的统战。
只要朱允炆耐心等一等，等朱棣去世之后，燕王的这些个人优势自然就会消失，到时候，削不削藩其实都无所谓：要么将朱氏藩王换掉让朝廷大臣出任守边的重任；要么让燕王、宁王等继续守边。
朱允炆还是太急了。
后来，朱棣对藩王一刀切的做法又导致了边境防线的内缩，而天子又不得不承担起守边的重任，之后的土木堡事件和崇祯自杀都和朱棣有一定的关系。
清朝和元朝一样，由于疆域开拓面积极大，同时覆盖了游牧区和农耕区，所以边患压力相对比价小，基本不需要藩王来守边。
当然，清朝最终却被海洋势力所打败，这是后话，也是超出清朝皇帝认知的事。
总之，藩镇的作用不能一刀切，存在即合理，最重要的是，朝廷要始终保持对藩镇的军事优势，使其处于可控的状况。
可惜，这张牌很少有人能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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