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博览群书，几乎无书不读，既有军事政治经济之类的书，也有经史子集、诗词歌赋，造就了毛主席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宽广博大的胸怀。
相比之下，蒋介石读书的范围就小多了，基本上都是一些经世致用的书，什么对他有用就读什么。
总结起来，蒋介石读的书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国古代的圣贤书，另一部分是西方近代的政治思想书。
先来说第一种，古代的圣贤书。
蒋介石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所以从小就在私塾读书，接触的是传统教育，对四书五经等古代典籍非常熟悉。
比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籍，蒋介石看了一辈子，即使在行军打仗时期，也会经常带在身边。
所以，蒋介石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后来虽然也学习过西方现代的思想和理念，但在骨子里遵循的还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思想。
另外，蒋介石对一些实用性强的书也很喜欢看，比如《孙子》《管子》《韩非子》等等，蒋介石都会从这些书里面学习军事、政治、经济之道。
尤其是管仲的著作《管子》，蒋介石认为这本书“穷古今政治学之精理”，后来在指定“干部应读书籍”时，还把《管子》排在第一位。
蒋介石对王阳明、曾国藩也非常推崇，对他们两人的著作也有过很深的研究，甚至当成了枕边书。
比如王阳明，蒋介石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浙江老乡，但真正对他感兴趣，还是在日本求学期间。
蒋介石曾经说过：“我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渡轮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许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精义。”
所以，蒋介石认为，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如此强大，就是得益于王阳明的思想，因此，蒋介石也开始研究王阳明，还把自己的原名“蒋志清”改成了“蒋中正”，就是出自王阳明的名言——“大中至正”。
1932年5月，蒋介石作过一次《中国的立国精神》的演讲，明确对大家说：“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我们要复兴中国，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
所以，蒋介石对王阳明是非常推崇的，他的著作也经常带在身边，时时阅读。
蒋介石还有一个推崇的人，就是曾国藩，他的识人、用人，还有很多日常的行为准则，都是学的曾国藩，甚至说过“平生只服曾文正公”的话，对曾国藩的著作，也几乎达到了背诵如流的地步。
除了这些古代的经典典籍，蒋介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读书方向，就是西方近代的思想政治书，比如黑格尔、康德、杜威等人的著作。
另外可能很多人想不到，蒋介石曾经对共产主义的书也非常热衷，看了大量关于共产主义的书和杂志。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蒋介石就深受影响，经常看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对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一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光是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过的书，就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学说概要》《列宁丛书》《俄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俄国共产党之建设》《变乱与革命技术》等等。
1923年，蒋介石还亲自去苏联考察过，对苏联取得的伟大成就赞叹不已，还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把中国与苏联、德国结成一个联盟，“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
不过，后来蒋介石发现共产主义思想和自己的想法格格不入，就渐渐走到了共产主义的对面，“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
到了晚年时，蒋介石又跟着宋美龄信奉了基督教，每天都要读《圣经》和《荒漠甘泉》，这就基本上属于修身养性了。
（参考资料：《蒋介石传》《蒋介石日记》《文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