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经济学家、前反垄断政策委员会主席彼得·斯沃伊克博士在接受《中亚时报》采访时指出，资金短缺、经济以商品为主以及国家层面难以达成共识，使得中亚各国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尤为脆弱。
在旱灾与洪灾之间煎熬
哈萨克斯坦在去年的旱灾中备受煎熬，而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在关键时刻停止了对江布尔州的供水，导致农民陷入困境。吉尔吉斯斯坦方面解释称，由于楚河和塔拉斯河水资源严重短缺，无法满足其国内农业生产者的需求，因此不得不停止供水。
此外，专家警告称，2023年整个欧亚地区迎来了低水位时期，这对农业和畜牧业构成了严重威胁，可能导致永久性的损害。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水资源问题尤为突出，因为许多主要的河流都是跨境的。不仅南部地区如此，里海沿岸地区和哈萨克斯坦西北部依赖乌拉尔河的地区也面临着水源枯竭的风险。
然而，2024年春季却爆发了历史性的洪灾。据哈萨克斯坦紧急情况部报告，截至4月10日，已有10个地区遭受洪灾，包括科斯塔奈、阿克托别和阿特劳等地区的中心地带，甚至有多层建筑被淹没。几天后，来自俄罗斯的洪峰将冲向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的大城市奥尔斯克和奥伦堡也面临危险。托卡耶夫总统表示，这样的自然灾害已经近80年未见了。
旱灾和洪灾带来的损失巨大，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严重影响，更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每年，哈萨克斯坦的村民都声称他们面临毁灭的边缘，国家预算也不得不拨出大量资金进行救助。至于洪水灾害，据世界银行统计，自苏联解体以来，仅中亚五国就有超过110万人受灾。每年，该地区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超过100亿美元，影响近300万人的生活。
据哈萨克斯坦紧急情况部称，仅在该国就有150万人面临河流泛滥的危险。尽管该国已拨出70亿坚戈（约合1570万美元）用于2024年的防洪工作，但这些资金仍然捉襟见肘。
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损失
彼得·斯沃伊克博士指出，洪灾不仅给政府带来了声誉上的损害，更让人们失去了财产和对政府能力的信任。此外，鉴于气象预报技术的发展，洪水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可预测性。“预测未来几周的排水量，考虑哪些水库可能会溢洪，哪些水库需要加强维护，这本应是轻而易举之事。然而，不知为何，当局并未充分利用这些基本的气象数据。”斯沃伊克对《中亚时报》说道。
斯沃伊克进一步表示，防洪工作耗费巨大，而哈萨克斯坦的财政实力难以承担。“我们迫切需要建设更为坚固的水利设施，并建造至少高出极限水位1.5米的大坝。而且，这些大坝不仅限于土坝，还应包含部分经过加固的坝体。遗憾的是，后苏联经济体因大量资源外流而无力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政府实际上已捉襟见肘。”斯沃伊克强调说，“资金被掠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工业化领域也普遍存在类似的资金短缺问题。
需要监管机构的介入
中亚地区几乎所有的主要河流都面临着过度筑坝和共同开发利用的难题，这使得情况愈发复杂。因此，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抵挡干旱和洪水的侵袭，每个国家都依赖于这一地区的邻国，对哈萨克斯坦而言，这其中就包括俄罗斯。
“只有通过正式的协会，才能采取超国家形式的集体行动。这样的协会中，应有一个明确的执行机构，有权做出经过所有参与者批准的决定。在苏联时期，水利技术部门采取的是集中管理的方式，水、电、气的供应和运输问题也同样如此。这种方式有效避免了某个共和国切断另一个共和国的水源或洪水泛滥的情况。然而，现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几乎无法达成一致；双方各执一词。当遇到尖锐问题时，会有两位副总理进行紧急会面，采取救火式解决方式。斯沃伊克对《中亚时报》表示：“但从战略角度来看，这种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尽管中亚各国的总统们经常沟通并努力合作。”
斯沃伊克认为，实际上并不存在能够有效管理水问题的超国家机构。他解释说：“目前只有一个国家间机构——欧亚最高经济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欧亚经济联盟（EAEU）各国的部长们，他们可以在水资源等问题上做出决定。但这些决定都是基于协商一致的原则，并没有一个能够通过仲裁和发出最终命令的中心。”专家强调说，“这意味着这个机构无法有效解决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水资源争端，也不会产生经济影响。”
斯沃伊克博士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当俄罗斯自身都无法应对国内可怕的洪灾时，它自然无法充当水管理问题的权威机构。此外，俄罗斯的主要资源都投入到了构建新世界秩序的构想之中。因此，考虑到即将到来的气候危机，尤其是中亚地区平均气温的升高，我们预计未来将与自然灾害肆虐相关的金融和社会冲击将更为频繁。
中亚陈旧老化的水利设施
“水力设施的老化程度越高，风险就越大。重要的是要明白，解决目前的状况不可能单靠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或俄罗斯各自的方案。”斯沃伊克最后强调说，“我们必须有一个由所有参与者授权的中央机构，来确保水和能源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