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油盐酱醋等调料既要适量，火候也要恰到好处，更重要的是不要多翻多动，因多翻易烂，故提倡“无为而治”。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韩非子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以法治国。孔孟提倡“仁义礼智孝悌忠信”，“民贵君轻”，以及“中庸之道”……
先贤们的智慧都对后世影响至深至远，成为华夏文明的宝贵财富，但是随着秦始皇大一统时代的到来，以及疆域的大面积扩大，国家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困难，自是与“小国寡民”时期大有不同。别的不说，在依靠骡马运输的年代，从南到北，自西至东，政令的上传下达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困难。
一说陈胜吴广戍边渔阳，本该从河南（陈县）北上直抵北京（渔阳），却为了配合管理，与他处之卒打包发配，先往南转至安徽，再辗转北上，路途漫长艰难，加之大雨阻滞，才不得已发动了大泽乡起义。
故一套行之有效、便于操作且能有长久时效性及生命力的的政治制度就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了。
于是，汉代有了三公九卿十三曹，尚书省，丞相府的职责分属。魏晋南北朝有九品中正制。唐代设宰相及三省六部制，监察御史及节度使制度。宋代中央以中书省及枢密院为重，财政有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掌管，而宰相之权已大不如唐代。到了明朝，干脆废了宰相之职，改为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院的九卿内阁制度，武官有大都督之职。而清朝则开了历史的倒车，一举打破自秦“化家为国”的先进理念，而重新倒退到“化国为家”，一个充满私心私欲的朝廷，各项制度自然都变味成了奴才统御伎俩。
当然一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不是上面的三言两语能简单概括的，还有经济制度，人才选拔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监察制度，以及地方上的各项管理制度等等不一而足，且各项大的分类下面又有繁琐复杂的各项枝节，绝不是一个圣人或能人能面面俱到，周全妥帖的，必得是集众多大家及有识之士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方能暂且适应当时之社会发展并推广用之。
而为何说是“暂时适应”呢，前面也说到“长久的时效性”而非“永久的时效性”，是因为任何一制度，即使在当时创立的时代多么“完美”，在经历的时代变迁之后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弊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一直沿用下去，须知宇宙万物唯一不变的就是“时时变化”。
如唐代的节度使制度初创之时为了解决兵源、兵卒士气且要熟悉边防战区实际情况、地理方位、风土民情以抵御吐蕃、突厥等外敌侵略而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发展到后期，节度使权柄渐重，势力愈大，且拥有强大的兵权，拥兵自重，更是有了与皇帝相抗衡之势，这才有了后来的“安史之乱”的大祸。
所以不仅改朝换代后，制度会因时因势而变，就是同一朝代，在不断延续的过程中也要经常调整、变革，才能时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虽然任何制度都不能一成不变地拿来直用，但历史上各个时期集众多智慧的结晶作为我们中华文明代代积累下来的经验，依然是我们学习与参考的宝贵资源，想要建立、完善今天的制度，就应该博取众家之长，汲取精华，有选择，有变通地加以应用，以适应当今的实际需要。
但是历代参考文献由于过于繁多庞杂，为了更加快速详尽地了解，钱穆所著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个不错选择。钱穆先生出自名望颇盛的无锡钱家，是历史上有名的吴越钱氏家族，这一家族在过去一千多年间出了很多名人大家，包括近代的钱穆、钱基博、钱钟书、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等等如雷贯耳的名字。钱穆先生也是中国知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以钱穆的讲稿整理而成，以薄薄的174页，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为代表，囊括了当时的政府组织、选举制度、考试制度、经济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并对当时各项制度进行得失分析。
在本书中，钱穆先生还提到，我们不可以今度史，全盘否定过去的各项制度，因为今时不同往日，当时之制度必有其存在的根由及道理，也发挥了其作用，总之，任何制度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与现实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相适应，很难说绝对的对与错，因时因地因情制宜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