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兴起，刺激了历经淞沪抗战辉煌的第19路军将领。
第19路军自上海停战后，即被调至福建省，担任“剿共”使命。
从山海关失守，到热河沦陷，第19路军将士再三要求离开福建，前往华北前线。
长城抗战打响，第19路军上下更是情绪激昂，跃跃欲试。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被迫允许第19路军抽调志愿官兵，组成援热先遣两个纵队北上抗日，不料，行至至湖南，长城各口已失。
“塘沽协定”签字后，援热先遣队被命令火速回闽。
但是，广东、广西和福建三省军政负责人对“塘沽协定”均表激愤，曾开会提出兴兵讨蒋计划。只因陈济棠不愿马上和南京闹翻，使计划未能成立。
此时，恰逢不满蒋介石的陈铭枢回国，联络同样不满蒋介石的李济深等密谋发难。受到冯玉祥联络共产党成功发起抗日同盟军一事鼓舞，陈铭枢、李济深先后秘密寻找中共中央，但都未成功。
最后，陈铭枢赶赴福建，找到私交甚好的第19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推动蒋、蔡两人走上联共反蒋抗日道路，进而，由第19路军派代表陈公培越过前线，就近直接与红军军部建立联系。
陈公培9月22日到达红军驻地王台，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后，指示军团长彭德怀与之接洽。因注意到蒋介石正在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中央红军在作出小的让步的前提下，尽快与第19路军达成停战协议，双方的接洽比较顺利。
福州远眺，拍摄地点南台岛，对面是福州北城 图片来自网络
第19路军将领在与陈铭枢商量后，于10月下旬正式派总部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由陈公培陪同赴瑞金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中央局宣传部长潘汉年进行谈判。
26日，双方正式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第19路军抗日作战协议》（即《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其主要内容：
（1）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
（2）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3）福建方面立即释放政治犯；（4）福建方面赞同其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5）福建方面应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准备；（6）双方互派常驻代表；
（7）双方给予代表发护照通行证，保护安全；
（8）双方对于协议交涉应严守秘密；
（9）双方及早另订具体作战协议；
（10）双方贸易关系，另订商务条约。
第19路军刚与红军达成协议，陈铭枢、李济深等人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具体讨论在福州组织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权等问题，决定迅速起事。
11月18日，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蒋光鼐、蔡廷锴、徐谦、陈友仁、李章达及第19路军高级将领聚集福州鼓山开会，经过激烈争论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决定11月20日即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发出通电，公开树起抗日反蒋的旗帜。
1933年11月20日上午，福州民众数万人聚集城南公共体育场，参加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
21日下午，主席团会议推定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戴戟、黄琪翔、李章达、何公敢、余心清11人组成中央委员会。
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以李济深为政府主席，下设经济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内政部、外交部、农工部、最高法院。
其中，内政部和农工部缓设，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李济深兼，陈铭枢任政治部主任，黄琪翔任参谋团主任，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第19路军总指挥。
经济委员会主任由余心清担任，下设劳动、土地、商务三个委员会，分别由蒋光鼐、章伯钧、许锡清任主任。文化委员会主席为陈铭枢，外交部长为陈友仁，财政部长为蒋光鼐，最高法院院长为徐谦。
此外，还设立了国家保卫局，由李章达主持。
彭泽湘任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政府宣告成立之日，还发表了《对内通电——宣布政府今后之使命》和《对外宣言——警告列强勿与蒋合作》。
与此同时，参加福建事变的领导人集体宣布退出国民党，发起组织“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
其党纲和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革命即民族革命，在经济上求中国工业化，在政治上要实现民主政治。党要以直接生产的农工及由农工出身的任武装保护的士兵为基本成分。
根据这一方针，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伊始，就宣告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以福州为首都，同时宣布取消青天白日旗，不挂孙中山遗像，停止每周的总理纪念活动，取消党国旗，新的国旗为上红下蓝中嵌一颗黄色五星。
其通过的各项宣言文件都体现了生产人民党的政治主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规定中国为中华全国生产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为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之商学兵之代表大会。对内不分种族、性别、职业，除背叛民族、剥削农工者外，都有绝对自由平等权。对外以国家独立不容侵犯为最高原则。
（二）规定其施政纲领在于：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发展人民经济，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权；实行计口授田，以达到农业共营国营之目的；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肉体劳动与精神劳动均受最大之保护。
（三）宣布当前政治任务在于：打倒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同时，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生产人民党，公开打出否定国民党的旗号，废止中华民国法统，取消总理遗嘱，甚至取下孙中山遗像，从一开始就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
就在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当天，蒋介石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等，斥责陈铭枢等人“联共叛党”、“降敌通匪”。汪精卫亦公开讲演，斥责福建事变是“继袁世凯以来所谓洪宪，张勋复辟，成立苏维埃、伪满之后第五次变更国体制度的叛国行为”。
国民党中常会则通过决议，将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等永远开除出党，并公开予以通缉。而那些公开不满蒋介石或公开要求改组中央党部，曾与陈铭枢、李济深等暗约的国民党内反对派，这时也大都站到了坚决反对的立场上。
胡汉民、李烈钧和两广军政领导人等人都对其变更国体、废弃国旗、取消国民党、放弃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做法，表示严重反感。
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试图结为同盟的两广军政领导人，得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政策后，几乎马上就发表通电，公开指责福建政府领导人“倒行逆施”，其“背叛主义，招致外寇，煽动赤祸，为患无穷”。
为镇压福建事变，蒋介石迅速从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中抽调了9个师，并从南京、杭州抽调了2个师，合计11个师约15万中央军，分3路向福建进攻。
其中，蒋鼎文为第1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第3师、李延年第9师，由江西南城转进闽北浦城；
张治中为第4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第87师、孙元良第88师，由南京、杭州进抵闽北浦城、建瓯一带；
卫立煌为第5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第4师、李默庵第10师、宋希濂第36师、刘戡第83师、汤恩伯第89师，分批从江西抚州经邵武、顺昌，与原驻闽北的刘和鼎部会合。
另外，国民党军以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以陈绍宽为海军指挥官，从空中和海上配合地面部队进行侦察、封锁和轰炸。蒋介石则自任“讨逆军”总司令。
对于蒋介石组织对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军事进攻一事，中共临时中央没有采取任何军事上的牵制措施，相反，还把这件事看成是便利红军和根据地扩张的一种有利的形势。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认定福建事变中各派有意在与共产党争夺群众，因而“是在中国革命的进步上放了新的而非常可怕的障碍物”，不仅不支持与第19路军的真诚合作，相反还试图让红军“假装帮助十九路军”，实则“堵住十九路军入粤去路”，“使我争取其最大部分群众和武装”，借机扩大根据地和红军。这种做法，无疑便利了蒋介石对第19路军的进攻。
面对国民党中央军15万人三路大军，福建第19路军能够作战的部队不过5万人，且处处设防，形势上极其被动。
鉴于这种情况，福建政府军委会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决定放弃建阳、建瓯、浦城、崇安、邵武、松溪、顺昌、将乐、泰宁、永安等地，将2/3的主力集中起来保卫福州。
不过，1934年1月5日，中央军顺利夺取闽北重镇延平，7日攻陷水口，第19路军已无法据守福州。
军委会随后决定部队立即向闽南撤退，争取背靠广东与苏区。但到12日，福州重要屏障古田被攻占，闽北尽失，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晚分路向漳州、泉州撤退。
次日，蔡廷锴等通电表示将在漳州设人民政府，泉州设总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陈友仁、徐谦、余心清、章伯钧、胡秋原、梅龚彬、何公敢等人民革命政府领导人则分别乘飞机、轮船、汽车离开了福州。
16日，福州被中央军占领后，第19路军将领随即发生分化，蔡廷锴无法指挥部队，只身前往闽西龙岩，与周力行团会合。第2军军长毛维寿在戴笠派特务的策反下决心脱离人民革命政府，进而派代表与南京方面接洽。
30日，中央军进抵泉州后，南京方面宣布取消第19路军番号，任命毛维寿、张炎为第7路军总指挥及副总指挥。之后，更进一步将各师缴械，强令各师分赴河南归德、开封等地整训。
整训过程中，即将连、营以上军官全部清除，换成中央军的人。
随着1934年2月上旬，中央军第3师进抵龙岩，福建事变即告完全失败，第19路军最后一支军队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