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同时指导地方的工作。
闽西特委驻在上杭县，1929年7月8日，毛泽东、贺子珍来到上杭蛟洋。
当时闽西大片局面已经稳定下来，闽西军阀陈国辉部基本被全部消灭了，急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总结闽西革命斗争经验，以及制定后续根据地建设纲领。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929年8月，闽西特委在上杭县蛟洋召开了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今后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闽西地区红色根据地，他高声向大会代表问道：
“能不能巩固？”
代表们满怀热情回答：“能！”
毛泽东又问道：“凭什么条件能？”这一问，把代表们问住了。
毛泽东拿起粉笔，在主席台的黑板上写下了六个条件：
闽西根据地已有80万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而且发动起来了；
各县有了共产党，这个党与群众建立了亲密的联系；
各县已建立了红军和赤卫队；
粮食可以自给；
根据地处于闽、粤、赣三省边沿，山岭重叠，地形险阻，便于与敌人作战；
这里敌人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
到会的代表都感到惊讶，毛党代表对闽西的情况何以这么熟悉和了解？毛泽东能够对闽西的情况，做出这么清晰的总结，想必是自己花了大量的功夫调查研究所得。
接着， 毛泽东又讲了巩固根据地的三条基本方针，那就是：一、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毛泽东的讲话指示，方向明确，问题深刻，大大提高了闽西党的工作水平，也鼓舞了大家的斗争信心。
大会没有开完，毛泽东就病了，只好中途退出大会。
这时，国民党调集闽、粤、赣三省军队14个团2万余兵力，向闽西地区发动“三省会剿”。7月29日，陈毅和朱德赶往蛟洋，召开前委紧急会议，研究应敌方案。此前，前委还接到中央来信，信中要求红四军派一两名得力同志赴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陈毅找到毛泽东，转达了中央的意思，告知他准备到上海去一趟。毛泽东听后说：“你可以去，我赞成你去，你把四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
毛泽东强支病体参加了前委紧急会议，对粉碎敌军“三省会剿”提出了建议。
陈毅想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面有难色地回答：
“七次大会那个和稀泥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是非没有分清，问题没有解决，难以开展工作，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
毛泽东心里，还是有些情绪。最后，前委只得指派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闽西，与国民党军作战，毛泽东从蛟洋移到苏家坡养病。
七大以后虽然停止了党内争论，但红四军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克服，党的领导工作削弱了，军队政治工作也削弱了。尤其是前委失去了对全军政治上领导核心的作用，形成了一种极端民主化的领导机制。大事小事，前委事先不拿出意见，什么都交给下级讨论，有一票反对，决议即不能形成，有时为了讨论一个问题，连续几天开会也形不成决议。
全军许多基层干部和士兵议论纷纷：毛党代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请他回四军工作？
9月底，朱德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讨论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和要不要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的事，对于开会，大家很快表决通过；对是否请毛泽东回来，意见还不统一。于是，二纵队参谋长郭化若提议：“不要作什么决议了，由我们找几个同志给老毛联名写封信，请他回前委来工作。”
毛泽东收到信后，对同志们的信任表示感激。当时，毛泽东心中依然有些情绪，提笔复信一封：
“陈毅要我做八面玲珑、四方讨好之人，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不能回来。”
10月上旬，红四军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县城的太忠庙召开。这次大会开了三天，毫无结果。选出的新前委，与七大选出的一样。
许多代表对会议的结果表示强烈不满。三纵队九支队党代表罗荣桓发言，要求请毛泽东回来领导工作。
朱德对大家说：“我同意把老毛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不能离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可是，我们请了他，人家老毛不愿意回来啊。我这里有他的一封信，我给大家念念！”
朱德掏出毛泽东的信，给大家念了一遍。会场上哄闹起来。二纵队党代表张恨秋刚从中央调来不久，对四军内部的情况还不十分了解，便大声地说：“我们再给他写一封信，敦请他回来！”
会后，前委派人将信送到了毛泽东。考虑到对党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他决定先回上杭县城。
10月10日，两名赤卫队员用一副担架抬着毛泽东，永定合溪和金丰两支赤卫队做警卫，傍晚时分到了上杭城。
谭震林等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详细的询问了红四军的情况，饱含歉意地说：“我的那封回信，态度不太好，请你们转告我的意见，希望大家多多原谅。”
2
到达上海后，陈毅向中央做了口头和书面报告。陈毅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做了准确的叙述。
中共很多领导人，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就是大公无私，实事求是，为了革命事业而奋斗，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心，陈毅就是这样的。
但是陈毅对于毛泽东的很多思想，还没有完全理解透。到上海之初，他仍认为毛泽东在红四军继续工作不大好，可以让他去苏联学习养病。周恩来却严肃指出：七大擅自改选前委是错误的。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不能走，应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陈毅诚恳地接受了中央的批评与指示。
周恩来让陈毅代中央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革命基础的产物。”这是中央第一次认同毛泽东的农场包围城市武装路线。
“九月来信”在坚持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党如何通过军政部门和军政首长实施领导作出了指示：“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
这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九月来信”十分严肃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及其危害，并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就从路线的高度来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
陈毅接受中央的批评和委托，回红四军去向有关同志做好解释说服的工作，并传达“九月来信”内容。
这时，朱德率红四军部队攻打梅县，久攻不下，伤亡惨重。一连串的事实使朱德从心底里感到：红军确实不能离开毛泽东。
1929年11月18日，陈毅在上杭县官庄的鹧鸪塘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中央指示。会上正式决定恢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
会后，陈毅坐在煤油灯下，展笺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披肝沥胆的信。一匹快马，连夜将这封快人快语的快信飞送到了毛泽东。
收到信后，毛泽东明白之前担忧一些问题差不多解决了，并来到了长汀红四军前委驻地。
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前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指示信精神，决定利用目前敌情并不严重的有利时机，红四军全军开到连城新泉；集中整训一个月，然后召开全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深入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毛泽东认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需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将红军建设成为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如何将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的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
如何把这次会议开好，非常重要。毛泽东决定先开调查座谈会，再起草大会决议案。
一切从实际出发，开会要有针对性，不能漫无目的。当前红军队伍中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先搞清楚这些问题，开会才有目标。
毛泽东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征求工人对红军的意见。又召开红军各支队、大队党代表和士兵代表的调查会，以弄清楚部队当前到底存在哪些不正确的思想，它们有哪些表现和危害。在大会上，毛泽东向红军战士讲清楚了召开会议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彻底肃清红军中的各种不良倾向，是红军建设成一只真正的人民军队。鼓励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谈。
毛泽东、朱德、陈毅分别与红军各小组召开调查讨论会，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将红四军九大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总结为九个方面：
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偏向问题；
党的组织问题；
党内教育问题；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
废止肉刑问题；
优待伤兵问题；
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3
1929年12月28日，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使整个古田变成一片银白的世界。
在毛泽东、朱德、陈毅主持下，红四军各纵队、支队、大队党代表、士兵党员代表和闽西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妇女代表共120多人来到古田溪背村的曙光小学，参加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朱德、陈毅分别做了大会报告，全体代表热烈地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大会的各项报告，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大会选举了前委，毛泽东当选前委书记。大会只召开了两天，就圆满结束了。
古田会议之所以开得很成功，主要是在会前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另外中央的“九月来信”也起到了正确的指导作用。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非常重视部队对大会决议打得贯彻执行。红军中一些旧的错误的管理机制丢掉了，但是如何建立起新的制度却一直没有太大进展。比如，旧军阀式的管理方式很快消除了，但是一些干部在管理上反而畏手畏脚，不知道从何入手。
1930年5月，在寻乌圳下，毛泽东专门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详细的讲述了如何管理军队的问题，总结了7条干部管理战士方法：
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
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
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
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教育自己；
说服教育重于惩罚；
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
赏罚要分明；
毛泽东不断向对红军干部进行讲解，督促贯彻古田会议决议执行。红军很快有了很大的改观，朝着人民军队的方向越走越近。
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党指挥枪”等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开辟了新型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成功之路，铸造了人民军队的军魂。决议被作为政治建军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而载入史册。毛泽东关于建党建军的光辉思想，在决议案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