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在延安横空出世。
当时毛主席以纵横捭阖、高屋建瓴的见解，在分析了当时抗战形势后，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一经发布，便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关注，许多国人从中看到希望，重燃了抗战的激情，对整体抗战事业影响深远。
当时我党党员兼《大公报》记者杨刚，正隐匿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位于上海霞飞路的寓所内。
正是这一巧合，使得项美丽接触并阅读到了毛主席的那部战略性的著作。
不久后，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在上海霞飞路、虹桥路一带的洋人社区中悄然发生：
众多外国人的信箱内，都静静地躺着一份《论持久战》的英文版本。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位名叫“邵洵美”的历史人物。
当时邵洵美与项美丽是好友，邵洵美在读到《论持久战》后也大为震惊。
他之所以要将其印刷并投递到外国人的信箱内，主要是想借助毛主席的观点，来打击和动摇外国人侵占的信念。
谈及邵洵美，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但他在历史和民国的文坛史上，绝对也是重量级的存在。
在诗坛上，他与徐志摩齐名，被誉为“诗坛双璧”。
在文坛上，郁达夫、沈从文等文学巨匠都对他的诗文赞赏有加，称他为“唯美主义诗人”。
可只因他出身显赫，很多人将其视为纨绔子弟，加之其妻子家族也财力甚丰，更有人将其误认为是“吃软饭”者。
其中，鲁迅便是其中之一。在鲁迅的个人影响力下，使得众人都开始误解和排斥邵洵美，甚至有人还公开谴责过邵洵美。
被误解的“纨绔子弟”
邵洵美，祖籍浙江余姚，1906年出生于上海，出身官宦世家。
纵观其一生，他是我国现代文学界和出版界有一定影响和贡献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
他出身显赫，祖父邵友濂是同治年间举人，官至一品，曾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后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
邵洵美的外祖父盛宣怀是著名的洋务运动中坚人物，中国近代第一代实业家，上海首富。
邵洵美五六岁时入自家私塾读《诗经》，背唐诗。
之后进入圣约翰中学学习，该校所授课程除国文外，都用英文教材，教师不少为洋人。良好的教育环境，逐渐把邵云龙熏陶成一个颇具才情、温文尔雅的青年。
1923年初，邵洵美毕业于上海南洋路矿学校，同年冬赴欧洲留学，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正因如此，邵洵美也可算作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其才华与成就绝不亚于徐志摩等人。
邵洵美与妻子盛佩玉相恋时，见《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有“佩玉锵锵”的诗句，正有妻子的名字。
于是，他从“洵美且都”中取了“洵美”二字为名，以表达对妻子的爱慕，这份浪漫与才情，与徐志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927年，邵洵美回国，并与表妹盛佩玉结婚，盛佩玉是盛宣怀的孙女。
同年，他参与组织狮吼社，出版《狮吼》杂志和“狮吼社丛书”。
此后，邵洵美开始在诗词文学上发力，曾出版过《金屋月刊》《天堂与五月》《十日谈》《贵族区》《新月》等刊物，对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推动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同时，邵洵美喜欢画画、爱好藏书、钟情文学，曾在自家的豪宅里举办过文学沙龙。
当时邵洵美与上海滩除左翼作家外几乎所有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有结交，包括张若谷、陆小曼等，可谓风光无极。
另外，邵洵美还曾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同居，两人一度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并得到了妻子盛佩玉的默许，形成了“三人行”的特殊关系。
“为人慷慨”的谦谦君子
得天独厚的家庭背景与个性特质，赋予了邵洵美一种超乎常人的慷慨与义气。
在英国留学期间，他不仅专注于学业，更以一颗宽广的心胸，用自己的金钱无私地资助那些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同胞。
他如同古代孟尝君一般，喜欢雪中送炭，当朋友遇到困难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当丁玲丈夫胡也频被逮捕时，他四处奔走打听营救消息，并在得知胡已遇害后慷慨捐赠1000元帮助丁玲渡过难关。
当杨杏佛被暗杀后，他也在刊物上发表声明表示抗议。
夏衍初入文坛生活窘迫，通过朋友找到邵洵美请求帮助出书接济，而他甚至连书稿都没看就慷慨解囊500大洋。
如此仗义疏财之事，在他的生命中俯拾皆是。
邵洵美一生不爱财，不求名，只追求两件事：一个是诗文诗社，一个是出版事业。
从英国留学归来后，年轻的邵洵美第一时间就投身到出版事业中。
他深知文化的力量，也明白出版对于传播思想、启迪民智的重要性。
因此，在经营出版事业的过程中，他屡次不计成本地帮助朋友出版书籍，正因如此不仅导致了他继承的家产逐渐挥霍殆尽，甚至后来还典当了妻子的嫁妆来支持事业。
那种对出版事业的执着与热爱，以及对朋友的深厚情谊，让他在出版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也赢得了众多文学家的尊敬与友谊。
从1928年到1950年的二十多年里，邵洵美为我国的出版事业和文化传播，做出了不朽贡献。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通过自己的出版物发表了大量抗战文章，痛斥日寇及汪伪政府，用这种方式唤醒民众良知和抗日决心。
同时，1938年他还冒着风险出版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并夜间驾车将书籍投入租界外国人的信箱中，以此向世界传达中国人民誓死抗战的信息。
“贫困交加”的晚年生活
当日本人试图拉拢他加入其队伍时，邵洵美更是坚定地拒绝了。
他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不为权势所动。那种高尚的品质和坚定的信念，让他在动荡的时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胡适等人为他安排了撤离的机会，但他却毅然选择了留在上海。
他说，即便自己能离开，却无法安置家人和心爱的印刷设备。
好友叶公超得知后，甚至动用海军舰艇护送其全家及设备一同撤离，也被邵洵美谢绝。
他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从未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因此决定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的到来。
新中国成立后，各行业百废待兴，需要重新建设。
由于邵洵美拥有国内唯一的一台德国进口印刷设备，昔日好友夏衍找到他，希望能够转让给国家。
当时邵洵美虽然心中不舍，但最终依然答应了，将这台珍贵的设备交给了国家。
随着时间推移，邵洵美的经济状况出现恶化，加之弟弟邵云骧又患上重病需大笔费用。
当时他第一时间想起了美国友人项美丽，于是他写信请求项美丽能予以帮助，救济弟弟。
然而，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复杂，最终邵洵美的信件被截获，以一个不太好的罪名将其被捕入狱。
四年后，1962年邵洵美获释出狱，但一切早已物是人非。16岁的儿子去了青海支边，妻子带着小儿子去了南京，投靠女儿邵绡红。
无奈之下，他只能暂居在大儿子家中。
六年后，1968年5月5日，曾经十分富有的富家公子哥邵洵美悄然离世，结束了其风光无极而又支离破碎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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