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11月1日，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产品准入及行业规范管理的公告》正式开始施行，引发广泛关注。
本次公告除了重申将继续严格执行2018年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外，还明确了在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电气安全等方面新施行三项电动自行车强制性国家标准。
在为国标“加码”之外，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同样需要正视。放眼当下，“小电驴”已经深度嵌入城市“最后一公里”的通勤路，成为许多人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那么，电动自行车的规范有序管理，还有哪些路要走？
01
从一个侧面来说，“小电驴”新国标的施行是众望所归，因其直接指向了目前电动自行车生产使用不规范所产生的诸多安全问题。
一些电动车或是违规“飞线”充电，或是私自改装过劣质电池，形如“定时炸弹”：今年2月23日，南京一栋居民楼下架空层停放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灾，致15人死亡；10月7日，深圳一名外卖骑手骑行的电动车突发爆燃，骑手重度烧伤。
而在一些城市，大量经过“爆改”或解除速度限制的电动车，随意超速、抢道、逆行、闯红灯、开上人行道，已成为引发最多交通事故的“马路杀手”。
更关键的是，电动自行车的社会保有量还在激增。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两轮电动自行车市场保有量超过3.5亿辆，平均每四个人就有一辆，这个数字仍以每年超千万辆的速度增长。
而此次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的出台，便立足于这些现实问题。例如，完善电动自行车生产材料要求，提高电动车阻燃性；明确电动自行车控制器、蓄电池、充电器应具有互认协同功能，从技术上增加改装难度；还优化了电动机额定功率和最高转速的测试方法，明确最高设计车速不超过25km/h。一系列针对性的部署，均指向两个字——安全。
02
可从另一个侧面来说，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其产品安全只是市场需求的一方面。在推行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的路上，还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看到。
把好车辆安全关之外，如何确保效率不“降档”？
在许多城市，“小电驴”提供的效率，能帮助不少劳动者实现职住分离，以更低的房租和更高效的通勤方式在城市里安居，但限速却可能让很多人不得不选择离开其生活的区域。
拿大家常用的外卖或闪送平台举个例，在现行的平台运行模式下，骑手们的车速和配送收入成正比，很多骑手虽有想遵守国标、降速行驶的心，却在平台的限制和用户的催促下不得不“生死时速”。
市场存量中仍不乏“老国飚”，新国标该怎样有效施行？
往远了看，2018年，便有不少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将非法改装等服务由线下转移至线上，为客户解除限速甚至一度成为电动自行车品牌间竞争的“固定动作”，彼时的老国标电动车大多都是超速严重的“老国飙”；
往近了瞧，今年10月底，部分城市车管站也出现民众大排长龙给老国标电动车上牌的现象，其中大量消费者都意在规避11月的新国标，提前为电动车上牌，解除限速。
更关键的是，新国标之下，该如何形成配套的管理模式，明确相应的治理尺度？
要看到，电动车用户体量庞大，治理电动车，也是在回答一道公共利益考题。此前，广州市就曾因电动车限行制度引发争议，甚至传出“在广州只能坐电动轮椅代替电动车上班”的网络传闻，这虽是戏谑玩梗，但也足见大家对于公共政策不够人性化的反感。
应看到，“电驴”只是工具，规范工具的使用场景比改变工具本身更有效。一些城市在先期规划中，本就存在非机动车道设置率低、不连续、宽度不足、充电停车设施缺乏等问题，导致电动车无路可走、无处可停，难免会反复侵占公共资源、激发社会矛盾。
消费者在广州市天河区销售门店选购电动自行车。记者胡林果摄/新华社
03
问题暴露，才能倒逼思考。毫无疑问，新国标从源头上为电动自行车树立了规范，但如何保持制度的生命力，如何以有效的监管治理来引导电动自行车使用，仍需拿出更多实招、新招。
对关联的产业主体来说，新国标呼唤着行业的自律、自觉。
近期，一众大中小城市的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约谈了属地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及经销商，这无疑能促使供给端的生产主体形成共识，尽早进入符合新国标的生产经营模式。
此外，新国标也是行业迭代的新机遇，不仅要看到其对于电动自行车生产标准的推动作用，也要看到其对于新的社会需求的拉动和释放作用。比如，对于快递、物流、生活配送等有电动自行车需求量的行业，便可配套电动车新国标，建立更细致的专用车生产标准和平台运营模式，通过弹性派单、数字化管理车辆的方式，既提高效率，也保障安全。
居民需要更稳定的生活预期，落实新国标，也要确保政策的柔性过渡。
此前，广州市三元里村电动车着火，商户被烧毁。事件发生后，三元里村直接禁止了所有电动自行车、五类车进村停放，却导致当地依赖电动车通勤的租户掀起“退租潮”，有网友评价“管了电驴，失了人气”。
而去年底，北京市电动三四轮车禁行过渡期结束时，也有不少居住在市郊的老年市民面临“寸步难行”之苦，他们并非不理解禁行的意义，只是公共交通路网尚未覆盖到其所在的村镇，出行一直是难事。而推行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同样需要正视这类需求。
落脚到社会治理，管之有方，才能让电动车行之有序，要拿出更多新国标的“配套动作”。
可以想见，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一定会存在“合规”与“违规”电动自行车并行的情况，这是不可回避的“阵痛期”。对此，公共政策也不能一味只做限制的“减法”，而是要立足长远，做好细致规划的“加法”。
比如，广西南宁立足当地实际，在重点路段为电动自行车单独设立高架、隧道，还提出“蓄水式”放行交通组织模式，增加了“非机动车待行区”，实现交错通行。
又如，作为全国首个电瓶车数量破千万的城市，上海对电动自行车实行了全链条管理，通过形成电动自行车从生产到销售、改装、停放、充电、使用再到报废、回收等各环节的监管机制，让电动车的不规范使用无处遁形。
“小电驴”新国标的出台也可以成为一个契机，我们得以再度考量城市中更多主体的交通需求，也能站在新的起点绘就未来城市的有序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