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英国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乔治·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由此开始。
鸦片战争最终以清廷失败割地赔款而告终，由此也开启了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
而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其实就是贸易。
自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急需一个庞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清朝刚好符合这个条件，能够成为英国广大商品的倾销地。
当时一方面是我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广受欢迎，但另一方面，英国制成的羊毛、呢绒在清朝却并不受青睐，清朝因此拒绝和英国进行贸易，这也为英国带来了庞大的贸易逆差。
而英国在18世纪实行的是金本位货币政策，清廷则以银作为货币，由于与清朝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这让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令英国人利润受损。
在税率方面，清朝对英国的入口货也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税率，使英国大为不满。
英国最早采取的是外交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于是就采取了走私鸦片的办法，而鸦片又给英国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清朝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并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
可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背后，贸易在其中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类似的情况，在双方具有分歧的贸易体系下，最终又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全球化贸易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今天，差不多快两百年过去了，但新的分歧也在不断出现，这次耶伦访华，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贸易争端，一定是始于谈判，这也是耶伦时隔不到一年再次访华的主要原因。
作为美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贸易代表”，耶伦这次访华谈了什么？双方的分歧又在哪里？
耶伦说，就国内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继续展开对话，是为了缓解美方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担忧，耶伦还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倡导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而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耶伦这话显然是在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找借口，为了保护本国的企业工人不受到我国产品的挤压，美国近年来的贸易保护也的确盛行。
总结来看，两国的核心问题其实还是在产能上，美国希望中国制造的商品不能太多补贴，不能利用价格优势去“内卷”全球，尤其是危害到美国国内的市场。
而我们则认为，美国的关税只是保护了美国本土企业，却没有顾及全球贸易市场的公平和良性竞争，这是双方认知的不同。
4月5日耶伦在广州对美国商界代表说，此次访华的首要任务就是说服中国控制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能源技术的过剩产能，这些正在威胁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企业。
耶伦的原话是：“在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下滑的情况下，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半导体和其他产品的生产过剩，这些产品涌入全球市场，这对中国不利，而且正在损害其他国家的生产商。”
耶伦所说的产能过剩问题，客观上一些行业的确存在，早在今年的高层会议上，我们就公开提到过要防范产能过剩的风险。
但是，耶伦提出来的这些行业的产能问题，我们也不太可能会放弃。
换言之，这个事对我们的利益关系太大，其中牵扯到的就业、GDP都是非常庞大的数字，仅靠谈，大概率是谈不拢的。
耶伦说，双方的讨论富有成效且坦诚。
这意味着，能说的都说了，且非常坦诚的直面问题，但这也意味着双方根本的分歧没有得到共识。
两个团队在周六就一系列议题举行了四个半小时的会议，耶伦周六下午对记者表示，就产能过剩问题讨论了两个多小时。
这也说明产能过剩，是耶伦访华的首要议题。
这次会谈料想不太会取得什么重大的共识，但沟通本身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取得共识，有时候表达自己的观点，也非常重要。
按照耶伦的说法，美国希望与中国建立能惠及双方的健康经济关系，但健康的关系必须基于双方的企业和工人有公平竞争的前提上。
相比之下，耶伦的确足够“苦口婆心”，这位老人九个月内两次来华，聊的时间都很久，尽管实际取得的效果有限，但这种行为本身，就体现了美国鸽派的一种诚意。
当然，其中还有很深的安抚的意味，例如耶伦说美国没有百分之百在所有的产业或所有的技术上都要打压，只是在涉及到安全问题相关的科技和企业的时候，一定会管制。
另外耶伦提到的产能过剩，用词也相对较为平和，双方的互访和如此密集的会谈，真正的作用可能并不是为了取得一些共识，而是为了妥善管控分歧，避免正面冲突。
鸦片战争的历史，不能重演，这或许是双方如此密集沟通的一个重要点，把经贸问题放在经贸问题里面谈，这是为了避免误判。
但更长线的竞争，显然已经到来。
事实上，美国早已经把我们当成了威胁，甚至是最大的威胁，这是美国内部一些鹰派的声音，而过去的冷战是零和博弈，只有一个赢家，美国现在吸取的教训，可能是会避免类似的对立。
至于贸易上的问题怎么办呢？我想，预期中的加关税很有可能会到来，这次耶伦访华，应该会沟通类似的底线，提前透个风，给我们打预防针。
原因很简单，耶伦说产能过剩，我们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为了防止内卷的进一步国际化，那么美国的贸易壁垒这一招，是必然会拿出来的。
还有欧盟去年年底对我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这个调查结果一出来，大概率可能也会对我国电动汽车跟上关税，这么一来，我国至少在电动汽车这一产业就非常被动了。
在生产能力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减少，对外出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一旦预期中的关税加起来，那么无疑会严重影响我国产能出口。
耶伦这次访华，一定会谈到这一点，甚至可能会以关税来进行威胁示警。
当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也是在经历一段时期后，才发动的军事侵略，这是赤裸裸的教训和极其惨痛的经历。
如果从2017年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摩擦算起，那么中美在经贸上的问题至今也不过五六年时间，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内，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可以说是陷入到一种“长危机”之中。
除了价值观的根本性不同，科技、经贸等问题，都让双方几乎没有退让的余地，也没有做出大的妥协的可能性。
但理性的管控这一分歧是符合两国利益的。
过去一年，在气候变化、打击芬太尼等跨国犯罪、人工智能及流行病防治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是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的不直线下滑。
哪怕今年是美国的大选之年，但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谁上来都不太可能转变这种定位，唯一的区别性就是哪个更鹰派一些，哪位更务实一点。
而特朗普一旦当选，这种不稳定性一定是最高的，拜登则相对可控一些。特朗普的不确定性，在他下令袭击伊朗三号人物就足以窥见一二，他绝对是一位高度不稳定性份子。
在分歧有效管控的情况下，新的限制例如关税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多，未来对我们的挑战显然要更大一些，毕竟我们是贸易顺差国，不是贸易逆差国，也就更寄希望商品卖出去。
这是欧美的贸易主动权优势。
除此之外，随着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不断崛起，欧美的供应链多元化方针也开始不断展现效果，在新的局势尚不明朗之下，我们急需稳住一个市场，欧盟或美国，来维持我们的贸易出口优势。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从两百年前东西方的贸易分歧，到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但最大的不同则是我们早已经站起来了，更富强更具有综合性实力。
但环顾四周，竞争对手也环伺，低端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有越南、印度、菲律宾；高端市场的竞争，还有欧美日本韩国，而在价值观乃至文化上的竞争，则需要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更多的改变，或许还是先从内开始。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