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传递是慢变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正在呈加速状态，而这，是我们需要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契机。
回顾历史，我国经济并不是没有遭遇过困难，对外开放四十多年时间里，我们显著遭遇的困难有1991年的老大哥解体、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而这一次，如果从2019年特朗普单方面发动的关税算起的话，那么至今已经有五年时间。而这一次，令人担忧的，不是GDP增速的放缓，而是“这次不一样”的预感。
那么，这一次和前两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细看1991年的经济困难，当时我国经济增速从之前5年平均12%跌至4%，跌幅高达8个百分点，而第二次2008年经济困难，经济增速则是从之前5年平均11.7%跌至9.5%，跌幅只有2.2个百分点。
在经历两次阵痛之后，我国经济都迎来了自己的繁荣时期，但这一次，时间跨度长达5年，GDP增速从之前的7%跌至5%左右，跌幅只有2个百分点，但为什么这次不一样？
第一次我国经济困难由特殊事件造成，在经过短时间的僵持之后，我国再次向内外坚定表明对外开放，扩大市场经济的决心毫不动摇，以1992年南巡讲话为标志性事件重新掀起了经济繁荣。
第二次则是美国金融危机，当时为了挽救放缓的GDP增速，我们拿出了4万亿进行经济刺激计划，扩大基建投资的同时，也为后续乃至今天的债务问题，埋下了伏笔。
可以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乃至“这次不一样”，有部分原因或许还要追溯到2008年时期，历史因素的形成，往往存在着因果关系。
面对经济问题，我们不能有鸵鸟心态；过去几次经济问题，我们都是努力自救，并对危机的形成和问题存在，有了深刻的认识，但这一次问题的出现，却又不一样的认识。
有人认为这不过是经济转型中的阵痛，有人认为这是结构性问题，还有人认为这是繁荣前的酝酿，甚至经济不是在增长放缓，而是在酝酿新的增长。
如果我们对问题的形成和结论，不能有一个清晰的共识，那么我们对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可能就会有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做法。
这，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复苏和增长。
例如，经济学家普遍性认为，以激活民营企业为主的做法、以深化融入全球化的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奇迹的主动动力源泉。
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经济巨大的体量、集中的产业政策，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独特优势，对经济的深度介入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可能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
例如，最近两年民营企业所面临的信心严重不足，叠加外商直接投资的放缓，欧美关税越来越高，可能就是不同认识导致的结果。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撑起我国就业80%以上的民营经济，当他们开始感受宏观的温差之时，彼时整个经济上的痛苦，可能都是被市场感知到的，但由于领域的不同，这也导致不同行业之间的从业者，对经济的温差感受差异巨大。
诚然，今天我们已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客观来说，我国引入市场经济仍然只有四十多年，和国外上百年的经济强国比起来，总量上当然比它们强，但在人均GDP乃至产权保护上，依然有一定的差距，这是我们需要客观上认识到，并学习的。
而这一次，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点不同，就是心态上的不同。
过去我们信奉的是，韬光养晦，不争第一，这是伟人留下来的话语；发展才是硬道理，黑猫白猫都是好猫，此时我们强调的是发展才是第一，经济增长才是第一，虚心学习韬光养晦。
但今天，我们客观上也的确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这也给了我们心态上的变化，看待世界的眼光变了，连带着，变得可能还有行为和认知。
在一些特定产业上，我们的优先发展级更高了，这当然是好事情，但也有可能造成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对特定产业的补贴，其实是等同于歧视了所有其他没有得到补贴的产业。
这也是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即结构性的失衡。
例如制造业，新能源汽车供给过剩，过去几年的汽车价格战，就是供给过剩的结果；大量的车企降价去库存，连带着整个行业陷入内卷、内耗，并不利于整体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除此之外，消费市场也迎来失衡，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就业市场越来越拥挤，反过来我们的消费却低迷，消费市场甚至出现了一定的萎缩，这也导致就业越来越难，更固化了家庭的消费降级，形成了恶性循环。
发展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业是好事情，这一点无可厚非，但当人们的收入跟不上他们生产的商品时，产能就会陷入过剩的结构性失衡上。
当年美国大萧条的时候，美国汽车产量全球第一，但美国工人买不起自己生产的汽车，最终导致了整体经济上的萧条，这也是为什么橄榄型社会如此之重要。
当一个经济体的中产严重不足的时候，消费跟不上生产，就会出现奶农倒掉牛奶的现象，因为哪怕是把免费的牛奶送出去，“送”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
高质量发展是未来的趋势，但人均GDP偏低也是客观上的事实，这二者之间的平衡，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好转的迹象。
经济增长的阻力加大，那是因为阻碍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太多。
过去我们基建投资拉动的累计效果并不明显，这也导致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大幅跌落，而剩下的行业与市场，在民营经济的参与下，由于低消费和市场信心的疲软，民营经济在有限的市场下，可操作的空间也并不多。
最先感受到寒意的，当然就是民营经济的一切参与者，包括企业和相关从业者。
随之而来的就是地方，2021年，地方卖地收入高达8.7万亿，2年之后跌掉了三分之一，而今年前七个月，卖地收入则只有1.7万亿，7月的卖地收入只有2500亿，可谓是一月回到八年前。
地方收入严重下滑，面对收支失衡，地方能够做的也极其有限，总的来说只有三个办法，负债、向上伸手以及向下伸手。
这三个办法中不论是哪一个，最终承担其成本的，都是市场。
其中又以负债最受地方青睐，过去多年，地方通过和平台公司的渠道，显性和隐性负债高速增长，最快速度是三年翻番，10年翻10倍，30年翻100倍。
从1996年的0.43万亿左右，上升到了2023年的42万亿，如此令人咋舌的债务增长速度，最终兜底的，无疑是上面。
但今天，随着地方和城投公司都被束缚，债务之水开始断流的时候，另外两个办法只能拿出来选择。
向上伸手就是转移支付的增加，而向下伸手就是非税收入的增加。今年上半年，全国非税收入21833亿元，同比增长11.7%，其中10省份非税收入占比超30%，个别高达42.3%，一些地级市的这一比例甚至超过50%。
毫无疑问，当地方开始面临收支压力的时候，这些边际变化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民营经济的经营环境，在本来就低迷的民间投资回报预期上，非税收入还会进一步拉低预期。
今年前五个，虽然国企投资增速达到了7%，但民企投资零增长，外资投资则负增长15%，也能够说明宏观经济的严峻性。
在越是需要市场信心的时候，碰到了房地产下行带来的土地出让金减少，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叠加的噩耗。
长期来看，增长压力并不小。
尽管国企投资还在增长，但考虑到这些投资在建成投产之后的回报率问题，这些投资带来的真正实际效益，依然还有待观察，甚至还变成负的收益率。
而另一边，家庭收入增长依然决定着我国整体民营经济的好坏，只有家庭收入增加，消费市场才会好转，而民营企业，才会有足够的意愿扩大未来的投资。
鉴于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家庭收入降低、叠加房地产的下行以及出口面临的阻力，这一次的经济放缓压力，和过去几次并不相同。
面对问题，也不时有高善文、辜朝明这样的经济学家高呼宽松的财政与货币策略，但细数存款利率的降低已接近极限值，可以说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根源，更多的，这依然是治标不治本。
2010年，我国经济增速曾一度反弹到10.6%，到今年这个速度已经来到了5%，14年时间里，增长放缓的压力并未减轻。
未来，考虑到长期性的人口老龄化和房地产的难以恢复到巅峰期，这一数字可能还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增长的压力，其实就是新增就业的压力，最终也是收入的压力和消费的压力。
当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都开始面临阻力因素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有鸵鸟心态，只有敢于直面问题、正视问题，我们才能拥有解决问题的可能。
而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