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近七年HR后，33岁的张钰决定裸辞。离开无休止的汇报与材料，她不知自己将要去往何处，在gap期（间隔期），她走进了安吉的DN余村数字游民社区。
体验一周后，张钰因家庭需要而离开。在数字游民社区里，像张钰这样的匆匆“过客”还有很多。一家面向数字游民的服务机构DN-CN（数字游民中国）出具的《数字游民在安吉·2023调研报告》显示，数字游民在安吉的平均停留时间是58天。许多年轻人离开大城市的工位，裸辞、gap、探索人生，在数字游民社区短暂停留，又各自奔往不同的方向。
进入职场倦怠期的王欣，在大理NCC社区住了1个月后回到英国，不喜欢数字游民“漂浮”的状态，但看到了另一种人生的可能；读书时住过2次数字游民社区的思思，毕业后正式成为数字游民；在上海做广告工作的大力，离开社区后换了工作，留更多时间做自己更关注的社区运营。
“58天”后，有人重返职场，有人决意走上数字游民之路。大理家数字游民社区的主理人文杰说，包容才是数字游民社区真正的生命力。当“旷野与轨道”似乎成为当下年轻人两种相对立的选择，离职潮与离开大城市的口号声下，我们发现“58天”背后所承载的不是被标签化的自由与远方，而是每个个体不同的、真实的人生状态。
[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我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讲述人：王欣，29岁，在大理NCC社区居住一个月
2018年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英国从事医药咨询行业。我是一个喜欢追求自我挑战的人，希望能在工作中不断打怪升级，通过升职加薪来收获成就感。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我会主动去“卷”，和上级申请更多的项目。
但当我的职位达到manager级别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对各种业务流程很熟悉，在工作中能学到的东西不多了，我更多地需要去对手下的人“输出”而非“输入”，奉献感代替了挑战带来的收获感。
同时，我面临着职场中层危机——上有领导，下有“小朋友”，外有客户。下面的人一直问自己意见，上面的人不停催自己进度，外面的客户也需要去对接。基本整个白天我都不能停止“交流”，开会、发邮件、和客户同步信息，但这些都只停留在前期的沟通阶段。
我从事的领域叫做药物经济学，需要帮客户做药效成本分析，最后交付一个模型或文件作为完成的标志，只有晚上我才有时间真正开始做这份要交付的工作。
有段时间项目特别忙，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想着工作，晚上忙到11、12点，周六周日也要加班。虽然我们的工作模式自由度相对较高，基本都是居家办公，但当工作量大到一定程度，即使在家里也没法好好休息，反而会导致工作和生活分不开。去办公室工作，至少会有“到点下班”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丧失了主体性，仿佛每天吃饭、睡觉就是为了更好地上班，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排解压力的方法，只能通过看一些不需要动脑的电影和电视剧，让自己处于放空的状态。压力已经消解了我对工作的热情和意义。
我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机会去思考：我要怎样去看待工作，还要不要继续去“卷”？我究竟想要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今年1月底，我在伦敦租的房子到期，有机会回国小住一段时间。一开始我边四处旅游边工作，后来希望能够安定一点，在一个地方停留2周以上。我很早就听说过大理有数字游民基地，3月底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搜到了NCC社区后，就去那里住了一个月。
我在NCC社区里还是远程做着同一份工作，并没有脱离和英国公司的雇佣关系，但工作量和工作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当时我的心态已经有了一些转变，希望适当减少工作量，不想继续“卷”了，于是会少承接一些项目。
又因为时差的关系，我的工作效率也有所提高。比如我在国内的下午把邮件发给手下的人，他们就可以在英国的早晨第一时间查看；或者趁着他们睡觉的时间，我已经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再也不用熬大夜。
在NCC社区里，我每天中午11点多起床，12点去和大家吃个午饭，然后四处转一转、玩一玩，下午4、5点钟开始工作直到晚上睡觉。这种数字游民的生活状态让我养成了见缝插针的工作方式，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灵活地开始工作，如果晚上有朋友一起约饭、玩飞盘，我就会提前安排在白天尽量多完成一些任务。
除此之外，我体会到了“自由”。
一方面是纯粹的金钱上的自由，我很在乎数字游民所需要的“地理套利”，大理让我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来维持和从前一致的生活体验。在大理，我去吃古城里的“幸福食堂”，十三块钱竟然可以吃到八个菜，让我难以置信；后来回到英国，下飞机去吃了个三明治，就要折合五十几块人民币。
大城市让人很容易被消费主义洗脑，很多你觉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正需要，一旦离开了这种环境，物质欲望也会降低。
另一方面是体验上的自由。大理给了你“选择”，你可以去吃便宜的幸福食堂，也可以去吃人均四位数的晚餐；你可以喝六块钱一杯的咖啡，也能买到七八十块钱一杯的手冲。有时我起床后会骑着小电驴去一家书店待一下午，那里信号不好，玩不了手机，却让我久违地体验了阅读纸质书的乐趣。
在NCC社区里也有很多有趣的活动，“灵感食堂”是NCC每周四晚上的固定节目，大家围坐在一个房间里，聊一聊自己在过去的一周收获了哪些灵感和体会。我喜欢这种生活。
NCC社区不大，只能入住三十几个人，流动性很强，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非常紧密。这里有传统的数字游民，有来做社会调研的学生，也有gap的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翻译、lifecoach、web3、塔罗……我记得每一个人的职业和名字。
这次回国，我去很多城市见了很多朋友，发现大家都在聊买房、结婚、生子，但这些话题在NCC社区里基本不会被提起。
我想，或许是因为有相同价值观的一群人聚在了一起，大家本来不认为买房、结婚、生子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聚在一起后自然也不会谈论。有人去过巴厘岛、越南，会分享自己曾经的生活经历，有人聊女权主义，聊我们心中理想的社区，也可以单纯地聊聊咖啡、聊聊酒。这里的人似乎处于逃离主流叙事的状态中。
在英国我的社交圈比较小，没有什么机会认识新的朋友，有时候参加一些活动，发现大家都是互相加个微信就走了，之后也不会再联络。数字游民社区提供了一个让大家真正了解彼此的场域，让人与人之间有了更多亲密互动的可能性。
我还记得在NCC社区里，一位朋友第二天就要离开，但她的房间已经到期，没有床位了，于是她住进我的房间，我们躺在一张床上聊天。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算长，但生活中不是经常会有这样亲密的时刻。
离开社区后，我能感受到我和她其实拥有不同的生活，唯一能做的也只是经常问问她最近在做什么。但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再次见面，我们仍知道彼此是朋友，不会“相忘于江湖”。
不过，我不会为了做数字游民而去做数字游民，因为我并不喜欢经常更换居住地的生活状态。我希望能与当地人建立真实的连接和互动，不要一直漂浮。太短暂的“游动”就像旅行，总是从一个打卡地到另一个打卡地，在酒店不停地开箱子、关箱子。
对职场的倦怠、对工作意义的找寻让我来到了数字游民社区，而在这里，我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回到英国后，我仍在思考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职业内容与生活方式，虽然不再追求升职加薪，但对自我挑战的渴求并没有从我心中消失，或许未来我还会试着“游动”起来，去东南亚、去自己创业。
我还走在探索自我的道路上。
“意识到我的人生不是只有工作”
讲述人：张钰，34岁，在安吉DN余村居住一周
裸辞、gap之前，我是一家新能源企业的HR，996是常态，每天在单位加班到很晚，有时回家还要加班，星期天也要在家里写一整天的报告。
当时公司正处于发展期，内部秩序混乱，同样的一项工作，我要用不同的格式写好几份材料去多头汇报、交叉汇报，不同领导要求不同，周报日报要求不同。这些重复的无意义工作不产生什么实际的价值，也没法去解决问题。我觉得非常内耗，好像自己只是一个工具人。
我觉得职场上的人际关系很复杂，公司里总会形成一些利益圈子，如果自己不站队，会被慢慢边缘化。一不小心得罪了某个人，就是得罪了一个利益体，相同的工作表现会得到不同评价，这个领导看自己顺眼就夸自己做得好，那个领导看自己不顺眼就觉得自己不行。
长期处于这种工作状态下，我觉得情绪低落、没有精神，眼睛里没有光，甚至还会把不良情绪带回家庭。当时我的孩子已经五六岁了，但我没有时间陪伴他。所以2023年年初，在工作了六七年后，我决定裸辞。
刚辞职时，我对未来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之前一直没时间去接触额外的信息，裸辞后我希望寻找新的方向和可能，就去了解了很多不同的职业方式，看到了数字游民。正好碰上RW实验室在招募有HR背景的共建者，于是在4月份的时候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加入了他们。
RW实验室是一个线上数字游民共创型社区，为数字游民提供信息整合和支撑服务，与很多线下数字游民社区有引流和推广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安徽、成都、海南、大理的社区一起做共居活动，并且通过内测机会，拿到了DN余村的优惠入住名额，在那里短暂地住了一周。
2023年6月，住进DN余村之后，我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RW实验室的线上治理，负责组织机制的建立，同时参与一个新手营项目。其实这不能算是一份“工作”，因为没有薪水、没有雇佣关系，RW实验室还不是一个营利性组织，我们核心共建者大约二十几个人，都是在为爱发电。
但我喜欢这种状态，大家开放地讨论，友好地交流沟通，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没有科层制的上下级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都是因热爱而来、因热爱而投入，一群有理想的人聚在一起，去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这份线上工作能给我一份维持日常生活的薪水，我就不会再去找其他工作了。
在社区里我见到的人们，和“新能源企业HR”这个身份所能接触到的人群截然不同。在公司里人人都被deadline逼着走，一点点事项都要准备各种材料、组织多轮会议去沟通，你可以看到大多数人的精神状态都不太有活力。
但在数字游民社区里，很多人从事着以“交付成果”为主的工作，重新获得了对时间的掌控感。看着他们，我觉得自己之前996的工作好像没有意义感。接触、认识这些不同的人，给了我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工作和生活。
还有就是，在职场上如果你的沟通对象特别不友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负能量，你又无法绕开。但在数字游民社区，社交的主动权又重新回到了自己手里，你可以自主去选择志同道合的人，进行“能量的叠加”。
那一个星期，我每天早上起床吃个早饭，上午工作两个小时，下午大多数时间都在休息，有时也会听听讲座，晚上会去景区走走，或者在社区的草地上看大家玩飞盘，做一个旁观者。
图书馆内景。
我一共gap了五个月，在DN余村更像是一个大gap中的小gap，让我在职场忙碌的间隙里短暂地喘了一口气，找到了自在随性的状态，去探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裸辞后的焦虑多少也会有一点，但人的一生那么长，总得有一段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时间。
因为家庭需要，我只在DN余村住了一周。离开后我期望可以有其他远程办公的机会，不过目前国内能提供这种支持的企业还比较少。其实再次求职时，我入围了一个线上猎头工作的面试，但因为自己处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里，还有孩子要养育，继续面试下去会消耗很多时间，也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最终接下了另一份HR工作的offer。
幸运的是，新公司的规模比较小，人力方面的汇报线相对简单，工作量和时间安排与之前相比都更加灵活。人在真正求职的时候，其实是没法考虑太多的。我可能是一个比较随缘的人，缘分到了就会接受，重要的是只要保证自己的状态是可控的，其他事情就不会变得那么不可控。
回归职场后，我仍然保留着RW实验室的线上治理兼职，每天占据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意识到了“我的人生不是只有工作”。从前我睁眼闭眼都是工作，但在数字游民社区的一周让我重新去审视：我究竟想要什么？太远的未来我暂时无法看清，但可以清醒地抓住当下。
加入RW实验室后，我做的事情能对其他社区、其他人有一些帮助，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是一个只对老板负责的人。
像是“开启第二个童年”
讲述人：思思，25岁，在安吉DNA居住两周，大理RW居住两个月
我一共入住过两次数字游民社区。
第一次是2023年4月，在安吉DNA住了大概两周。当时我在上海读研，硕士毕业论文进展很不顺利，虽然已经通过了开题答辩，但导师说我的选题太大，要不断缩小、聚焦，题目一换再换，被毙了很多次，从2022年的9月份一直到2023年4月份都没能确定下来，这个过程中我心态一直非常不好。
而且2022年我完整参与了上海的疫情，经常被封控在学校里足不出户，所以疫情结束后，我特别渴望阳光，想去大理。不过考虑到导师的严格，我最终选择瞒着他偷偷跑去了浙江安吉的DNA数字游民社区，当时想着安吉离上海比较近，万一导师找我，我也能立刻回来。
另外，2023年9月份我就要面临秋招，而我从春天开始就在焦虑找不到工作，我一直都很想做自由职业，渴望工作时间、地点上的自由，而且自己又是一个比较在乎意义感的人，想把时间和精力都给予我在乎的事情，不消耗在职场的内耗上。
疫情结束后，同学们纷纷抓紧去实习，可我不知道自己要去找什么单位，心里还是想做自由职业，索性破罐子破摔，直接去数字游民社区体验了“一步到位”的生活。
我一直在做中文系线上考研辅导的兼职，加上学校的补贴，收入已经可以负担我的日常开销，只不过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这份兼职可以成为我之后的主业。
在DNA社区里，学生蛮多的，来了很多迷茫的年轻人，有人裸辞、有人休学，有人gap。我习惯早睡早起，早上7点起床时大部分人都在睡觉，社区里很安静，我一个人打开电脑工作。中午会短暂午休，但一般睡不着。下午我会带着电脑走出门，有时工作，有时随缘和大家聊聊天，晚上一起下厨做饭吃。
思思拍的DNA社区。
幸运的是在安吉的两周都是晴天，让我可以经常拿着瑜伽垫躺在草坪上晒太阳。
如果有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工作，我就会找一个单独的安静房间，不被其他人说话或看剧的声音打扰，工作完后，再重新回到大家中间去。晚上12点前我就睡了，一般不参加太晚的活动。但社区里的其他人，尤其是做艺术、设计领域的，会熬夜到凌晨3、4点，这个时候社区还是挺热闹的，甚至会有人突发奇想去看日出，找几个人结伴就随性地出发了。
第二次去数字游民社区是去年11月初，我在大理RW住了2个月。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我和导师提出过延毕或休学的想法，但导师不同意，我只能硬着头皮写下去。论文预答辩结束后，我终于有了时间，去大理“把时间还给自己”。
数字游民社区的流动性很强，在RW我一开始是个小白，后来住着住着，竟然成了“老人”，把自己熟悉的那批人都熬走了。那段时间我简直是“三天一小哭，五天一大哭”，每天都在经历离别。
在社区里我认识了一个裸辞的“饭搭子”姐姐，我们经常一起做饭吃。在她回广东前一周，我就开始不停问她，你什么时候走？因为我很怕错过和她告别的时刻。那一周我虽然看上去很淡定，但情绪一直紧张。
到了她真的离开那一天，得知她下午要走，我去厨房找出冰箱里剩下的一些菜，做了米饭和平菇汤。我记得那个厨房很大，我们就这样相对坐着吃完了那最后一顿饭。这一切都很平静，直到我送她上车，车门还没完全关上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转过头嚎啕大哭。
后来我想，我真正需要的其实并不是“很多朋友”，而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深入的连接。我嚎啕大哭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失去她，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她真的很像我的亲姐姐，从小我一直觉得姐姐更喜欢妹妹而不是我，这一点像是来自原生家庭的创伤，即使后来我明白姐姐是很爱我的。在社区里的连接唤起了我记忆的一部分，我的眼泪也是为自己而流的。
对我来说，在数字游民社区短暂居住的时光，像是“开启了第二个童年”。
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童年感受到的物质比较匮乏，父母虽然理解尊重我，但可能没有办法给予太多支撑，所以我从小就学会努力、要强，去“卷”学习成绩，没有很纯粹地去发展过兴趣爱好。比如我喜欢拍照，但让父母给我买个照相机，在小时候的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我也不会提这种要求。
所以在数字游民社区的生活，（仿佛）我在长大后重新“过得像个小孩子”，体验了那种单纯率性、自由自在的状态，这弥补了我曾经缺失的那部分，活出了我没有活过的那个部分。
我记得，在大理，那是正月十六或者十七的晚上，我突然想去看洱海月。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说“最近洱海月圆了，很漂亮”，后来传着传着，不停地有人加入进来，最后整个社区的人（十几个）都一起出发了，说走就走，成了一个车队。我们骑着电动车，一路上放着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那是如此浪漫的回忆。
思思拍的DNA社区。
体验过数字游民的生活之后，我发现自己很擅长、也很习惯在社区的状态。不过我可能并不接受“不断游动”，还是渴望在一个地方相对稳定地待2-3个月，找到一个有归属感的小圈子，建立更深的连接。
今年我毕业了，（在选择工作这件事上），我希望能从工作中获得意义感和价值感，我想和人形成深度的交互与连接，以及发挥我的长处。
我并不完全排斥996，找过很多广告和互联网的工作，今年春招，我认真地投过两三百份简历，但今年人员配置计划缩减，连人力的岗位都很“卷”，我之前有过一段大厂人力的实习，都无法让我拿到一个心仪的offer。
之前我在上海的高中实习过一段时间，发现虽然教高中语文和考研辅导看似都是文学相关，但无论授课内容、授课目标还有和学生的交互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学校里教书，首要的就是要完成学校交给你的任务，为了“出成绩”，还要应付一些思政工作，让老师很疲累。
我做考研辅导，自由发挥的空间比较大，考研的题目可能不需要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更注重文学素养的展示。我也会经常给学生做拓展，和学生聊文学、聊我们真正感兴趣的话题。
在数字游民社区，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工作和自我本身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启发。今年四月份，我笃定了自己要成为数字游民。
“‘游’是去远方，‘民’是回归到个人价值的实现”
讲述人：大力，27岁，在大理醒院居住2个月
我在广告行业工作，2022年4月，我刚好换了份工作，要从杭州来上海，但上海封控，公司允许居家办公，我被迫做了2个月的数字游民。
当时我在大理线上入职，所有工作都挪到了线上，作息就是按照上班时间，早十晚七。
那时候大理有共识社区、共居空间。我早上10点会下楼去院子里的工位办公，制定每天的计划、发邮件、处理一些比较急的事情。我住的共识社区一楼有一排工位，正对着我们的小院，大家白天会一起在这里办公，有做web3、导演、留学咨询的。下午我会找个咖啡馆作为工位。
大力在醒院的工位。
18、19点结束工作的时候天还是亮的，我一般就直接去洱海边玩飞盘，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或者和其他朋友一起玩，大理有很多社群（很多玩的方式）。
有天一个酒吧要歇业了，办了个派对，有很多音乐人，离我工作的咖啡馆非常近，我下班就直接过去，那天这个派对从下午一直（开）到凌晨三四点，各式各样的人都在一起玩。我发了朋友圈：夜生活，从下班10分钟后开始。
大力下班后参加派对活动，发了朋友圈：夜生活，从下班10分钟后开始。
数字游民脱离了原本的社会关系，抛弃了原来城市里的连接，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最直面的问题就是孤独感，因为是悬浮在整个社会关系之外的，去和当地建立真实的连接需要时间。数字游民社区就是为了解决数字游民的孤独感和社会融入的问题，让数字游民能够快速融入一个新的地方。
在社区，你可以很快和别人熟络起来。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比如说NCC流动性非常大，大部分（游民）只停留一到两个月左右。我们看似非常熟悉，但又不会长久地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
大理相当于一个小镇，没有大城市的通勤成本。在大理有明显的感觉，一天能多两三个小时出来，且可以用很低的成本，迅速地亲近自然。在大城市下班回家换个衣服化个妆再去别的地方玩，至少要半个小时，但在数字游民聚居区，这些行动成本和通勤成本都非常低，生活质量会提高很多。
后来到上海工作后，我觉得我的工作，比如给品牌方的投放做咨询、制定策略，做社交媒体传播，是完全可以远程来做的。
这几年我每年都会用年假去大理。今年3月份觉得自己实在是不想上班，就离职了，在大理待了2周，正好在上海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岗位，当时想自己的积蓄还不够，于是又回去上班。不过做了3个月之后，我觉得还是算了，工资再高我也不要，我还是想做数字游民。
这背后有两点考量，第一是个人精力的投入和分配，手上这份工作没有让我获得我想要的价值感。
我手上的广告业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份谋生手段和工具。我从事之前学过新闻传播学，我所感兴趣的那部分理论批判最严重的领域是广告，但我为了谋生，在做我曾经批判的东西。
我自己的研究和实践集中于社群和社区，希望通过社区来营造公共空间。这和我早年的经历有关，差不多十年前参加过一场公益组织的活动，去贵州，帮助修路、修学校、修操场，那时感受到社区的力量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这些人的力量接续起来能对社会、对世界产生真实改变。后来我也在706社区帮忙做运营。
我的广告业工作会占用我时间的80%，它能提供给我的价值感获得大概只有20%，我觉得这是不平衡的，想调整到我可以用20%的精力去获得20%的收入，降低欲望，腾出时间去做其他我想要做的事情。
第二点是，进入数字游民的圈子，和这些朋友接触后，发现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等着自己去做，有很多机会，自己的世界在变大。如果把自己锁在一件完全不喜欢的事情上，会觉得把人生最宝贵、最精华的5-10年浪费在一个为了谋生的事情上，机会成本太高了，不想继续下去。
当时条件还不合适、心理建设没有做好（长期去做数字游民），我现在很自然地走上了数字游民的道路，或者说，“只工作不上班”的生活状态。我辞了广告的工作，基本收入来源于一份web3社群运营工作，完全线上办公。
这个社群运营占我20%-30%的精力，我的其他精力可以去做一个趣缘共识社区，是和朋友一起发起的。我希望自己能长期地游牧下去，不要再回到工位上。
“游”和“民”都很重要，“游”代表着会去远方，流动起来，看到更大的世界，在社区你可以接触到你曾经无法接触的人，打开你的世界。“民”也很重要，不是数字劳工或游牧劳工，而是数字游民，因为工作是为了生活，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价值的实现。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