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由杨平道执导的电影《浪漫的断章》将在全国上映。一收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无比有趣——敢挑在这样一个“热恋”的季节，用一部喜剧电影来“讽刺”两性关系，我想也只有杨平道了。
记忆拉回到去年10月的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浪漫的断章》作为入围“藏龙单元”的影片之一，在平遥进行了全球首映。当时发生的“退票”事件，如今还历历在目——主创们在映后登台的过程中，被场下年轻的观众大喊“退票”，后续现场引发了主创与观众、观众与观众之间的激烈讨论。
当晚，知名策展人沙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感叹：“这辈子从未见过的映后场景，足以载入中国迷影文化史。”
其实，根据当晚在媒体放映场的记者回忆，与观众首映场不同的是，《浪漫的断章》的整个观影过程，充满此起彼伏的欢笑声。“这是一部充满讽刺的喜剧电影，但是它的内核是悲伤的：我们如何面对人生中那些因失去而留下的遗憾？”
风波过后的第二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给杨平道发了条微信，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回应。当我见到杨平道本人的时候，这个讲求效率和务实的广东人，正在古城外的一间茶室里跟朋友喝茶、聊天，看上去情绪稳定。
事实上，早在来参加这一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之前，杨平道就已经意识到，这部电影并不适合现在的电影节，但如果不去电影节，电影可能哪也去不了。
比起他上一部在平遥拿过3个奖项（“添翼计划荣誉”“青年评审荣誉”“迷影选择荣誉”）的电影《裂流》，《浪漫的断章》更加具有挑战大众审美的意识，然而这样一部电影，终于在观众的审美标准里摊上了“麻烦”。
“影展的功能依然没变，甚至更多义，只是现在的电影业态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留给独立电影的空间并不多。”在杨平道看来，国内电影行业的产业化，一是对电影创作的工业水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影展也变得更加面向大众。
人们习惯了在抖音、小红书上获取电影资讯，很容易就会造成接收到的信息与实际观影体验的错位，“愣头青”撞上“电蚊拍”是迟早的事，而“独立电影”就是这个“愣头青”。
“我其实还蛮怀念以前那个纯粹的、只讨论电影创作本身的独立影像时代。”杨平道说。很显然，这一切又重新回到了“独立电影应该怎么拍，或者还有没有必要拍下去”的问题……
三年前，一篇名为《影展回望：消失的云之南》的文章，悄然出现在网络媒体上。这个从2003年开始，十年举办了五届的双年展——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实际上是国内创办最早、影响最深远的民间纪录影像展。了解独立电影的人，也几乎都有一个共识——消失了的“云之南”，是中国电影史绕不过去的篇章。
早在2009年，杨平道拍摄的纪录长片《家谱》就被收入了“云之南”的影像档案之中。作为人类学的观察者，杨平道常常在探索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叩问生命的本质。因拍纪录片而“得名”，也使得他成为了各大电影节一直以来的“热门选手”。
2014年南京的深秋，由杨平道执导的《生命的河流》，获得第十一届中国独立影像展的最高奖，评委会主席林旭东将“握紧拳头”寓意着独立精神的奖杯，交到了杨平道的手中。
在那个国内影视产业集中爆发的年代，学术界关于“艺术”与“商业”结合的讨论也是盛极一时，但是随着两年后独立影展的纷纷叫停，独立电影也就成了消失的文化现象。
然而，“先锋”和“独立”对于杨平道那一代走过来的电影人而言，就像刻在骨子里的印记，如今这样的印记在遭遇了赤裸裸的“退票”事件之后，于本来平静的湖面上再次泛起了涟漪，不免让人心生感慨。
“我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电影的问题。如果我成为了一个问题，那么讨论问题的语境是不是也有问题？这些都是时代当下的电影人需要去思考的，因为没有谁会拒绝与时俱进，我愿意成为‘问题’的样本。”杨平道说。
以下是《新周刊》与杨平道的对谈实录。
电影和观众，都不应该怕被“冒犯”
《新周刊》：对于《浪漫的断章》映后发生的事件，我到现在还感到匪夷所思，不知道作为当事人的你，在现场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同样，我也很意外，因为事后也担心你会拒绝接受采访。
杨平道：说实话，当时确实挺错愕的，可能是那个声音太大、太突然，就像被人从身后惊吓了一下。因为现场观众的情绪很汹涌，电影本身的探讨就会被淹没，我对于“非常规拍摄手法”和“离奇剧情”的解释，也被误解成了“傲慢”，但我是完全愿意沟通的，也向来不愿意跟人对立。
比如有人说我冒犯了女性，尽管女演员王歆霆自己都站出来表示“并不那么觉得”，我也还是希望能够听一听观众的想法。
因为人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都存在“偏见”，我也不例外，而我的每一部电影都带有“探索性”，来参加电影节和映后交流，就是希望能够第一时间获得反馈，以求在之后的创作中修正自己的不足。我尝试过去建立一个良性的沟通氛围，但是失败了。
采访可以跟这件事无关，我们早就约好了嘛，我没那么玻璃心。
《新周刊》：你刚刚提到的“冒犯了女性”是怎么一回事？经过这个事件，你有没有试着去分析，电影创作者、电影节、观众，这三者之间在当下社会语境里的关系？
杨平道：我自己也有母亲、老婆和女儿，没理由做出诋毁和伤害女性的事情，我也希望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对待女性更加公平的社会。
如果要说“冒犯”的话，班玛加饰演的角色苏冬，被我塑造成了一个“幼稚”的文艺男青年，魏军饰演的老顾，一开始还是一个“智障”，相比起“强势又独立”的前女友赵盈，我可能冒犯男性会更多一点。
然而，我作为创作者，如果呈现了当代女性在现实情感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不意味着我厌女。观众不去讨论这些现实背后的问题，却将矛头直接指向创作者，这个逻辑本身是不对的。当然，我作为男性作者，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自己完全没有对女性的“偏见”，我接受观众对我的质疑。
不过我还是想说，在当下这样的社会语境里，大家好像都变得越来越敏感，一个简单的细节，也可能被放大。或许什么时候思想不再成为“武器”，大家能心平气和地去寻求良性的沟通机制，我想世界会变得更好一点。电影节应该可以说是文化交流的一片净土，电影和观众，也都不应该怕被“冒犯”吧。
电影是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看到自己
《新周刊》：《浪漫的断章》是你的第三部剧情长片，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作家和其前女友，以及前女友的未婚夫，进行最后一次旅行的故事。你的电影好像都有这个特点，就是对情感关系的探究。为什么想拍这样一个故事？这部片子里的情感关系又是如何呈现的？
杨平道：爱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现实恰好相反。我觉得情感关系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看到自己，当然，这里面也有我年轻的时候经历过的鲁莽且稚嫩的爱情的投射。
在我看来，情感关系存在许多悖论——当两个人离得很远的时候，总渴望接近对方，但是离得很近的时候，亲密关系是否还能存续，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接受“真实”，甚至在这段关系濒临破灭的时候，我们人性的自私就会浮现，很容易“物化”对方，似乎不去占有就要面对失去和遗憾。
另外，我还借用了“如何与前女友的未婚夫相处”来检验苏冬想要挽回的爱究竟是真爱，还是出于自私，因为只有承认了对方是平等且独立的个体，亲密关系才算纯粹。
《新周刊》：我也看了这部电影，所以可以很客观地说，这部作品在创作上的优点，确实很容易被忽视，而且遭人诟病好像也是大概率事件。你怎么看待观众的评价，以及怎么看待作品中存在的缺点？
杨平道：这种“三人游”的关系，在现实当中是极小概率会出现的，它超出了大部分人的经验，具有“实验性”。
有些观众一开始就没有接受这种设定，所以代入自己的情感，而那些自称“看哭了”的观众，我认为他们的眼光穿透了电影的不严肃的外壳，看到了我不好意思直言的自省。
当然，“被诟病”跟电影本身的关系并不大，我也没有负面地看待它。我跟影展中的一些人也聊过，大家都觉得电影节需要有一定的争议，如果一切都非常周全，不暴露问题，那才是有问题的。
一旦问题出来，它就提供了一个样本，让大家去思考当下我们如何沟通，思考舆论环境到底是否正常。我不去下这个结论，我愿意成为这个样本。
如果要说缺点的话，我想我可能还是用了比较“独立电影”的方式在创作。我们的拍摄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不去考虑工业化的条条框框，它当然会有一种未加干涉的莽撞，显得不太精致。
不过我对“精致”存在着警惕，我怀疑完美的东西，这和我对人性的看法是一致的。允许自己有低俗的部分是自洽的关键，就如同电影里赵盈说的台词：“俗气挺好的，自在。”
电影的道路，永远充满未知和探索
《新周刊》：现在很少有人会提起“独立电影”的概念，甚至很多以前拍独立电影的导演，也在试图融入电影工业化的大潮里。你从一开始拍纪录长片，到后来拍剧情长片，其实都有个特点，那就是“小成本制作”，你对自己在电影行业中的定位是什么？
杨平道：很多人对我的认知是“低成本专家”，拍完《裂流》之后，还有人给我贴“中国洪常秀”这样的标签，这我不敢苟同。
不过，拍电影确实是一门关于“如何花钱”的艺术。用很低的成本，使影片达到同样的完成度，不仅能够衡量一个电影导演的功力，投资方也很乐意看到。
可能因为做独立电影出身，在以前那样一个DV普适化、民间影像如泉涌的时代，大家普遍缺少资金，所以“取巧”就成了创意的方式，影像表达被放在了首位。
比如后来拍《裂流》，我在自己生活的基础上延伸出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虚实结合地完成了表达，摄影的“去专业化”反而成为了“伪纪录片”风格的加分项，关键还省钱。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电影都要这样拍，电影工业化没有问题，我也拍商业电影，之后还想拍抖音短视频，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独立电影确实很少有人再提，但我依然在说，可能是因为那种“探索精神”在当下太稀缺了吧。
导演杨平道工作照。（图/由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在映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其实有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艺术片的任务”“拍艺术片的意义”，甚至还向自己发问“要不要继续拍下去”。这些问题，现在有答案吗？
杨平道：拍《浪漫的断章》的时候，有一个穿帮事件，就是班玛加一直戴着自己的耳环饰演苏冬，有一天早上出工的时候，跟组剪辑人员告诉我，昨天拍的整整一天的戏里，苏冬都是没有戴耳环的。
当时我心里一沉，因为预算和时间都有限，补拍几乎不可能。后来，我冷静下来之后就想：丢失的耳环，其实不就像苏冬和赵盈丢失的爱情一样吗？有时候，身边习以为常的亲密关系，不知不觉地就在麻木的生活中流逝了。
我觉得这样完全说得通，于是便把苏冬丢耳环的事情加了进来。当赵盈问苏冬“耳环去哪了？”，观众也都没有注意到耳环什么时候不见了时，就很有趣。
我想说的是，对于创作者而言，或许这就是电影的魅力，意外是电影的一部分，永远会有未知，永远都能在过程中修正自己的偏见。其实又要说回独立电影，真正的创作，或许并不一定只局限于精心设计过的剧本，有时候现场的叙事空间也是创作的一部分。
我觉得艺术片要探索和创新的，就是找到这些与观影经验不完全一致的部分。我带着这个任务，包括我对创作和表达的本能冲动，去拍了一部我认为有探索意义的电影，当我发现在观众中受阻的时候，这让我困惑，但也在意料之中。
当然，没有人会拒绝与时俱进，希望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大家都对电影包容一点，不要用一种消费者的心态去急着下定论。我想，那样会鼓励到更多人更愿意去做艺术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