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兹华斯曾说：“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在暗潮汹涌的回忆之下，沈从文回首过往，带着无限追忆与眷恋，书写湘西纯粹时光；福克纳立足故土，借约克纳帕塔法县搭建文学模式，在凄婉与悲凉中诉说南方故事……古往今来，无数作家创作出独特的“文学地理景观”，通过个体的独特感受与生命经验，叙述着情感充沛的人文地理。
立足当下的文学现场，来自福建的两位青年作家——蔡崇达和陈春成，凭借其独特的地域特色感与朴素的生命想象力，广泛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在《草民》的后记中，蔡崇达如此描述人与故乡的关系，传递出淳朴温暖的文艺观念与生活态度：“人们总是需要故乡的，特别这个不断摧毁和建设的当下——我们只有知道故乡如何构成我们，我们才能知道，自己可以如何探向远方。”而在《竹峰寺》的正文中，陈春成更是借人物之口，将虚幻的人物角色与真实的地理环境相结合，直接点明家乡的地貌特征，为故事奠定叙事基础：“福建多山。闽中、闽西两大山带斜贯而过，为全省山势之纲领，向各方延伸出支脉。从空中看，像青绿袍袖上纵横的褶皱。褶皱间有较大平地的，则为村、为县、为市。我家乡屏南县在闽东的深山里。”
《草民》
透过张弛有度的文字，读者能够明显感知到故乡对于两位读者的深刻影响，以及无处不在的福建之地域痕迹与文化烙印。一方面，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平实生命与浪漫想象的文学风格也丰富发展着地域叙事。在文学与地域的双向互动中，文艺创作者塑造出极具魅力的福建风情，在文学感知与生命想象中捕捉纯真生活。
文学与地理早已颇有渊源，许多学者都曾深刻剖析两者间的辩证关系。黑格尔就曾提出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两个概念，他“在《历史哲学》的‘历史的地理基础’一节中，把体现出‘思想本质上的差别’的‘地理上的差别’，划分为三种类型：一、干燥的高地、草原和平原；二、巨川大江灌溉的平原流域；三、与海相连的海岸地区。第一种类型以游牧民族为代表，第二种类型以农耕民族为代表，第三种类型以海洋民族为代表。”将黑格尔的观点与福建的地理位置相对照，不难发现由于陆地与海洋的交汇，福建处于第二类型与第三类型的交界，并强烈地受到山地丘陵的阻碍。学者刘登翰在辨证考察闽南文化的大陆性和海洋性关系时，也曾提出多元交汇的“海口型”文化这一说法。“‘海口’本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通常用来说明内陆河流与大海交汇的地方。在海口周围，从内陆带来的泥沙冲积而成的三角洲，往往是土地最为肥沃、物种最为繁富、人口最为稠密、经济也最为发达的地方。海口是闽南处于山海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把自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概念转化为文化地理学的概念，闽南文化也是一种‘海口型’的文化。”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福建叙事，将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紧密结合，既充斥着平实朴素的生命书写，又流露出浪漫绚丽的自然想象，共同编织出温暖细腻的南方文学。
特殊的地理景观与悠长的文化渊源深刻影响着文学叙事，使文学兼具大陆文化的朴素平实与海洋文化的浪漫想象。福建省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依山傍海，海陆相邻。“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南方的开发和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北方中原地区，随着中原移民的南迁入闽，福建才逐渐发展起来。”在此情况下，以移民为主体的闽南社会始终围绕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使闽南文化融入汉民族文化的体系之中……按中华文化的模式而构建”。当移民社会的大陆文化与本土产生的海洋文化在历史的潮流中不断交汇融合后，又共同影响着当下的文学叙事。
在蔡崇达和陈春成的作品中，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织成为其文学底色。俯视偏安一隅的东石小镇，聆听汹涌翻腾的海洋之音；穿越蔚蓝幽深的海洋底部，探索无垠深海的隐秘角落；透过黄昏山林里的竹峰寺，感受静谧古朴的隐匿佛寺……除此之外，蔡崇达的长篇小说《命运》深刻揭露了两种文化的水乳融合。故事中阿太领养的两个儿子出于机缘巧合，乘船前往国外谋生，在贫穷生活的胁迫与冒险精神的助推下，于海外发家致富，却又最终返乡寻找生命的根基。儒家文化的落叶归根与海洋文化的冒险探索，同时投射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使得他们具有天然的温柔敦厚与积极进取。
正是出于独具特色的地理环境，才形成了宽厚淳朴、拼搏奋进的社会性格，塑造出朴素平实与浪漫想象共存的文学特征。在朴素平实的文学风格中，蔡崇达和陈春成两位作家都表达出对生命的独特理解，抚平每一位流浪人们的褶皱与伤痛。这种朴素、真诚的生命书写与福建传统的生死观念不谋而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的创作。
“在原型批评理论中，‘死亡与再生’也是最基本的文学原型之一，文学作品中的许多意象也表现了早期人类关于生与死的心理经验，或者说生与死的‘集体无意识’。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也认为，‘死亡与再生’是人类的一种无意识，他的人类学代表作《金枝》‘并不真的是关于人们在原始野蛮时代的所作所为，而是关于人类的想象在试图表现它对于最大的秘密，即生、死和来世的秘密时的活动。换句话说，它是一部研究社会的无意识象征的书’。也就是说，《金枝》研究的也是人类的想象中关于生与死的‘集体无意识’。”而在蔡、陈两人的文学作品中，也“无意识地”流露出福建自古以来的生命传统。
古时的福建，地处东南，森林茂密，山间多猛兽飞禽，海边多台风暴雨，处处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在这种蛮荒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人类的力量显得十分渺小，生命显得格外脆弱，由此产生了对强大的神秘的自然力量充满敬畏和崇拜的心理经验，希望借助长存的神灵力量来保护自己。”在神话故事的影响下，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祖先崇拜盛行，民众相信个体能够死而再生，生命可以悠远长存。《我的神明朋友》里，蔡崇达讲述着父亲去世后，自己、母亲与神灵之间的故事。在生者与逝者之间，神灵担负起人世的思念与情感，让有限的生命无限延展，宽慰与鼓励在世之人。当母亲请求神明帮助父亲“赎罪”后，在一个橙黄的落日下，母亲陷入了短暂的沉睡，在梦境中看到“父亲恢复成二十出头的样子，皮肤白皙光滑，肉身才刚刚被这俗欲打开完毕，丰满均匀，尚且没有岁月和命运雕刻的痕迹。他剪著短髮，身体轻盈，朝母亲挥挥手，就一直往隐秘模糊的那一方游过去。身影逐渐影影绰绰，直到完全的澄明”。《音乐家》里，陈春成描述了一个受到社会严厉监管与音乐审核的作曲家古廖夫的故事，当年事已高的古廖夫在自我幻想中重新找寻到内心的理想音乐时，却注定了他无法逃避的现实死亡。然而，陈春成在刻画这位受到监管与控制的真正音乐家之死时，用极其浪漫与悲悯的目光表达音乐与灵魂永生的生命观念。他缓缓地写下，“公寓的小床上，古廖夫的身体蜷曲着。他感到灵魂中激起一圈圈波纹，应和着乐声，旋动成涡流，不知要往哪倾泻；每个细胞都盛满了幻的音乐，体内仿佛有众鸟啁鸣，纷纷鼓动着光的羽翼，像要四散飞去了……”
《夜晚的潜水艇》
在浪漫想象的文学风格中，两位作者时常在作品里提及神灵、海洋、山川等浪漫元素，还涉及大量梦境，既受到闽南当地神话风俗的影响，也重新续写着浪漫空灵的闽南故事。那些记忆潜流中隐藏的特殊景象，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永恒地印刻在文字中，使其文学作品具备独特的想象力。
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将“神话”定义为一种“热”的回忆，“它不是单纯地把过去作为产生于时间层面上的、对社会进行定向和控制的工具，而且还通过指涉过去获得有关自我定义的各种因素并为未来的期望和行动目标找到支撑点”。他认为，“神话”有“奠基作用”和“与现实对立”两大作用，“是针对在当下，神话在群体树立自我形象、成为其行为指导方面发挥了何种作用，以及对一个处于特定出境的群体来说，在指导其前进方向时发挥了何种力量。这种力量，被我们称为‘神话动力’”。作为福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式各样的民间神话早已镶嵌入福建人的精神基因，展现出独特的地域想象色彩，对后世福建文学的发展起着“神话动力”的重要作用。如讲述神灵施以援手的《观音化美女》《八仙显神通》；不怕牺牲的渔女传说《妈祖的故事》；惩恶扬善的民间故事《兰竹荔枝》《害人害自己》……它们都植根于福建特殊的地理环境与集体记忆的神鬼想象，影响着当代福建作家的创作风格，奠定了福建浪漫想象的文学基础。
神鬼想象折射出的文化记忆助推了福建作家们的文学浪漫想象，使得他们在山川海洋中自由游走，摆脱尘世的束缚与局限。蔡崇达笔下的寺庙，是凝聚尘世人心的慰藉处，是传派天上神明的呢喃声，是连接生者与逝者的唯一通道。陈春成笔下的潜水艇，是博尔赫斯掉落在海底的硬币，是少年对世界的巨大幻想，是弥散在失落时空的珍宝……《台风来了没》里，蔡崇达构想了一个“呼风唤雨”的主人公蔡耀庭，在生活的压力与心灵的苦痛下选择孤身一身前往家乡小镇观看台风登陆。在强劲的台风中，作者尽情想象自然灾害中的情境，风雨像挂在天地间巨大的纱幕，唯有礁石孤独地矗立在海边。呜咽的风声、雨声里，两个为生活所困的男人在一场危险的逃亡中最终达成了生命的和解。《<红楼梦>弥散》里，陈春成使用相当高妙的艺术手法，通过对未来的虚幻想象，重新解构《红楼梦》，将生死、有无等一切融入《红楼梦》之中，在巨大的幻想中重构这部厚重的古典巨作。当主人公穿越时空沉浸于红楼世界时，真实与虚幻纠缠在命运的两端，他“看见在八十回的边界处中断的每一条命运，都像藤蔓一样自行生长起来，相互追逐，缠绕，分解，又缠绕，滚滚向前。盛大的文字从那一点微光中汩汩流出，我拼命记忆着，发现无需记忆，我在过往情节中的无数次轮回，让我对每一条支线、每一处接口都熟稔无比，而对文字风格的长久浸淫让我觉得那些言语仿佛出自我的口吻……微光越来越大，直到照彻一切；语句的飘扬像一种圣洁的吟唱，从洪荒时代便已奏响，日日夜夜从未停歇……”在浪漫与想象中，两位作家不断延展生命的深度与厚度，让无数尘世的心灵都得到惬意和深思，沉浸在浪漫想象的文学世界中。
蔡崇达曾坦言，“我的写作最终选择朴素和干净”（蔡崇达《草民》新书发布会暨沙龙对谈/对谈主题：《草民》——故乡与文学）；而陈春成更是通过其绚烂蓬勃的想象力震撼着当代读者。通过平实朴素的生命书写与浪漫绚丽的自然想象，共同塑造并丰富着当下的福建叙事，让福建文学得以蓬勃发展。在平实的生命观与浪漫的想象力的水乳融合里，造就出当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的福建文学。
从蔡崇达到陈春成，不仅在平实朴素的生命中尽情想象，还开拓了独特的文学版图，让更多的读者感受到闽南风情的温暖与细腻。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引用斯瑞夫特的话，如此描述地区的文化意义：“描写地区体验的文学意义以及写地区意义的文学体验均是文化生成和消亡过程中的一部分。它们并不因作者的意图开始或停止，不寄居在文章中，不局限于作品的创作和推广，也不因读者的类型和特性而开始或结束，它们是所有这一切或更多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们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空间被赋予意义的时刻。”当文学写作的世故性与地理学写作的想象力紧密结合，文学的力量不再局限于文字与当下，而是无限延展至想象的空间中，赋予地理环境更多的内蕴与含义。在蔡崇达和陈春成的作品中，福建不再指代着单纯的滨海区域，而是洋溢淳朴与热情的平凡小镇，抚慰痛苦与悲哀的神灵庙宇，自由幻想与延展的浪漫空间……
而当我们再度审视作家的写作风格，再次沉浸文学的奇妙世界，不难发现，无论是蔡崇达还是陈春成，都在用松弛与自由的叙事方式，拯救每一个掉进现代性痛苦的孤单灵魂。当面对青春与梦想的迷茫跌宕，蔡崇达在经历了生命的无常与艰辛后，如此真实地揭示平凡的生活：“或许能真实地抵达这个世界的，能确切地抵达梦想的，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而是务实、谦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当面对童年创伤与孤寂生活，陈春成向生命投以无限悲悯与宽慰，在悠远的哀伤和浪漫的幻想中找寻内心的平静。就像伯曼所说，现代性“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一个对立的统一，它把我们抛进了一个大漩涡中，这个漩涡里充满着不断的分裂和更新，抗争和矛盾，歧义和痛苦”。在痛苦而无聊的日常生活中，蔡崇达和陈春成始终关注着现代人心灵的矛盾与挣扎，在朴素平实的生命观与绚丽浪漫的想象感中，找寻生活另一维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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