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3日，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德同志向华国锋提议，中央对“那几人”采取行动时，另有一人不应被漏掉，就是时任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副部长的张秋桥。张秋桥是相关集团核心成员的亲弟弟，两人都在总政任职。确实，如此身份十分敏感；更重要的是

76年10月的关键行动前，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向华国锋同志推荐了一位开国少将，就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表示行动计划需要吴忠的参与。华主席已经指示吴德来负责调度北京卫戍区部队，确保行动顺利；但吴德职务较多，他只是兼任卫戍区政治委员，要

开国中将里面，有一人叫黄志勇。长征时他既是中央红军干部，又跟随四方面军行动过，可以算是徐向前元帅的部下。但在建国前后，黄志勇曾两度猛烈批判老首长徐向前，使得元帅处境被动，一向稳重厚道的徐向前，罕见地朝他发了火。黄志勇的军内地位，远不能跟徐帅

二野老政委、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十分长寿，1997年时以93岁高龄病逝。他在战争年代的老部下非常多，因为二野主要延续了老红四方面军脉络。四方面军规模庞大，有资历、战功高的名将比比皆是。其中有不少人，建国后“走”在了老政委的前面，邓公对

1976年10月3日，华国锋同志将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卫戍区政委的吴德约到家中，商谈事关时局的重要问题。早些时候，思维缜密的叶剑英元帅，向华主席提到一个细节：北京郊区昌平，驻扎着一个坦克六师。相关集团的核心成员及其党羽，时常去昌平走动

1977年，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被撤职审查，直到1982年才有正式结论：他被认定为“两案”从犯，但免予起诉、开除党籍并退出现役。丁盛在1976年8月与上海造反派头目有过牵连，延安饭店的一场面谈之后，丁盛再也难以洗刷嫌疑。1982年后，丁盛夫妇

1976年8月初，时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开国中将廖汉生，为治疗困扰他多年的顽疾心脏病，来到了上海。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是丁盛少将，虽然55年评衔时军衔不及廖汉生，但因为对印反击战的突出战功，丁盛后期提升速度非常快，在军内的实际地位要比搭档廖

2001年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同志，按外交计划率团访美。然而我方在美国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美国副总统切尼、国务卿鲍威尔等人，与钱其琛会面时态度怪异，提出的问题也十分尖刻敏感、难以沟通。这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外交被动，但钱其琛是很优秀

1955年全军授衔前，中央领导进行了多次讨论，尤其是拟授军衔较高的候选人，改动次数较多，1955年9月才最终确定名单。少奇同志曾长期主抓经济、组织工作，所以战争年代的专项军事履历不算多；但抗战期间受皖南事变影响，新四军需要一位新的、德高望重

1976年毛主席病逝后，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同志虽然接过重任，但北京城内暗流涌动，时局仍然很严峻。开国元帅叶剑英坚定拥护华主席，并且作为掌军多年的老同志，他深知首都及周边部队的关键作用。当时需要切实掌控的队伍主要有两支：一是汪东兴负责的中央

萧克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只看建国前的军队任职履历，55年获得大将军衔是合适的。这不只是民间观点，大授衔之前总干部管理部的授衔方案中，大将之中确实包含萧克的名字。直到授衔前8个月，也就是1955年1月，萧克仍然是拟授

“陈粟”大军中，有一位十分优秀的后勤干部，叫汪道涵。华东野战军时期，汪道涵担任过关键的山东军区军工部部长，为我军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汪道涵的能力，得到两位首长充分信赖，后来三野大军南下，首长们点名带汪道涵离开山东，可见他的专业工作非常扎实有

解放战争时期，“陈谢大军”的威名无人不知。1947年后，华野、刘邓大军以及隶属中野，但实际被中央直接调动的陈谢部队，被誉为定鼎中原的三路大军。陈赓司令员和谢富治政委，也都是我军历史上闻名遐迩的将领。不过“陈谢”间的私人关系却并不算好，在共事

红军历史上有三大主力方面军，中央红军的架构，与红二、红四方面军稍有区别。但二、四方面军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军事总指挥之下设有一个“副总指挥”，其地位是非常高的。方面军副总指挥比军、师一级的一线将领更突出，其中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是萧克同志，而

开国少将丁盛，军中绰号“丁大胆”，解放战争末期打出“腰斩七军”的名局，重创桂系军事集团；62年他又指挥了对印反击战“瓦弄大捷”，真正成为一代名将。也正是因为丁盛过人的战功，1973年他在许世友之后成为南京军区新任司令员，军中地位显赫。不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