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战将许世友和耿飚曾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许世友曾问没有参加授衔的耿飚：“如果你留在军队里，会授什么军衔？”
谁知耿飚大笑着说：“别人不敢说，肯定在你前面。”
要知道，许世友在解放战争中是兵团级的将领。1955年授衔，许世友荣膺上将军衔。按照耿飚的说法，岂不是要授大将？那么耿飚真有大将资历吗？他的说法有根据吗？
耿飚因为没有参加授衔，因此被称为“无衔将军”，他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且后来还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因此在很多人看来，耿飚似乎更偏向于“文官”。但很多人忽略了，在战争年代，耿飚其实一个身先士卒、武艺高强、勇往直前的“猛张飞”。
毛泽东和蒋先云曾到水口山矿组织工人运动。在那里，蒋先云看到了大量童工，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都被折磨的身体佝偻、大脑袋大肚子，如同青蛙。
但唯独有一个13、 4岁的孩子，却身体健壮、健步如飞，即使扛着重物，上楼梯也是四五级跳着走的。于是蒋先云找来这个孩子，想问问他的姓名。这孩子回答：“我叫耿飚。”
耿飚、耿飚，区区两个字就有“四团火”，果然是卓尔不群的名字。耿飚后来解释，这是因为他奶奶找人算命，说耿飚命中犯水，不要做与水有关的事。因此耿飚才得到了这个与“火”有关的名字。
水口山工人组织见耿飚“人小、腿快、不引人注意”，于是让他做了一个通讯员。1925年2月，16岁的耿飚加入共青团。1926年耿飚离开了水口山，向着井冈山的方向进发。
作为一个红军，自幼习武的耿飚可以用勇猛无双来形容。红军时期，枪支弹药不足，因此必须以大刀、长枪、梭镖作为补充，而耿飚就是一个擅长冷兵器格斗的高手。
每次战斗，耿飚都冲锋在前，拿到大刀拼命砍杀，一直杀得跟个血葫芦一样。刀砍卷刃了，耿飚还能徒手对敌。只要近身作战，即使敌人手持武器，也依然像小鸡一样被耿飚拎起来打。因此耿飚一生中，不乏徒手杀敌的经历。
就这样，立功无数的耿飚多次得到提拔，经红九师师长徐彦刚提名，耿飚被任命为红九师作战科长，并奉命筹办第一期教导队。耿飚一边打仗杀敌，一边学习如何指挥战斗，从一个陷阵杀敌的战将向运筹帷幄的谋将转化。
然而一旦战事吃紧，耿飚依然忍不住扛着大刀上阵杀敌，即使当了连长、团长也依然如此。陈光师长气不过，一面表扬他身先士卒打了胜仗，一面又罚他写文章，题目就叫“反对个人勇敢”。
然而在有些战场，个人勇敢确实能起到奇效。1934年中旬，耿飚已经升任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团长了。这个红四团可不得了，长征中每战必为先锋。红一军团是红军的开路尖刀，那么红四团就是尖刀的刀尖。
当时红军正在进行战略转移，而恰逢此时，耿飚竟然患上了严重的疟疾，部队缺医少药，连奎宁也没有。原本耿飚要被留在苏区，但耿飚和陈光软磨硬泡，最终才登上了长征的末班车。
然而到了战场上，原本被疟原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的耿飚，竟又活跃了起来。敌人的脚步声和枪炮声，激起了他一身的冷汗。这一发汗，疟疾就好了许多。疟疾一好，就该白军倒霉了。
1934年11月下旬，红四团已经杀到了湘江边，眼看着围追堵截的敌人越来越多，中央纵队带着一大堆坛坛罐罐又走得如蜗牛一般慢。耿飚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时红四团防守在“怀中抱子岭”的几个山头上，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不断向红四团的阵地猛攻。
耿飚目测了一下，感觉敌人大概有3个团。后来抓了个“舌头”一问，起码有五个团。后来敌人的援军不断涌了上来，耿飚心想这一次大概面对了9个团的兵力。战后耿飚才知道，敌人这次来了15个团。
1个团顶15个团，这是何等的惨烈，何等的战争奇迹啊。面对如此庞大的敌群，就连耿飚、杨成武也不得不亲自上阵。激战中，一营长罗有保跳到耿飚身边，大声问：“还要顶多长时间”。耿飚拿着栓动步枪头也不回：“不知道，反正顶得住。”
战况越来越急，已经有好几个阵地的同志全部阵亡，国民党军如蚂蚁般爬上了山头。团指挥部本在团防御阵地的中央，由于周围的阵地逐渐丢失，因此团部已经变成了前沿。团部下面有一道土坎，是射击的死角，敌人躲在土坎下，时不时就派几个敢死队冲锋，一直冲到耿飚的鼻子底下。耿飚指挥战士们用手榴弹炸，但敌人太多，并不奏效。
耿飚的猛劲一下子上来，他大声叫喊自己警卫员杨力的名字：“杨力，快拿我的马刀来”。随后杨力扛着刀，跳到了耿飚身旁。耿飚骂了一声，随后举起寒光闪闪的马刀，带头冲了出去。
等耿飚跳下土坎，发现里面黑压压地藏着大约1个排的敌军。耿飚不管三七二十一，举着马刀左砍右杀，将敌人收拾得干干净净。耿飚后来回忆，自己不知道杀了多少敌人。但战斗结束后，他浑身溅满了敌人的污血，腥气熏得他阵阵作呕。
一场恶战，历时5天5夜，直至掩护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红4团才撤过江去。 关于这场不堪回首的血战，耿飚在回忆录中写道：“每分钟都得用血换来的啊! ”
作为红军前卫，耿飚展现了无双的神勇，他和杨成武带领红四团强渡乌江，随后又智取娄山关。到了1935年1月17日，耿飚升任红一师参谋长，走向了新的岗位。
在此之前，耿飚一直是个身先士卒“大刀团长”，一个所向无前的勇士。但当他走上了参谋长的岗位，便由一个冲锋陷阵的斗将，开始转向运筹帷幄的智将。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耿飚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很快就传来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消息。紧接着，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将领也调入红大学习，其中一个便是大名鼎鼎的许世友。与耿飚一样，许世友也以“大刀团长”而出名。两人皆身材魁梧，年轻时长得都挺帅。巧合的是，耿飚和许世友都在陈赓手下当过团长。
能文能武且十分英俊的许世友
相比于师政委的耿飚，许世友的级别要高一些，他曾担任红4军军长，随后又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师长。
武林高手和武林高手是互相吸引的，耿飚和许世友很快就“看对眼了”。从武学渊源来看，耿飚是家学。耿飚的父亲名叫耿楚南，本是御前侍卫，号称双勾大侠。而许世友则拜师学艺，投在少林寺的山门之下。
到了红军大学，很多同学都想一饱眼福，要看看许世友的少林拳。但许世友总是摆了摆手，不愿意。
一天，耿飚与许世友一起在操场上散步，谈起了各自的经历。两人很快就谈到了武术，很快就来了性质。只见许世友把袖子往上一撸，褂子一甩，摆出架势：“耿飚同志，让我们以武会友如何？”
周围人一听，都兴冲冲地围了上来。然而耿飚却说：“南拳北腿，咱们不一定打得起来啊。再说，谁打了谁都不合适，还是你自己来一套吧！”
以耿飚之神勇，自然不会害怕切磋。他害怕的是拳脚无眼，到时候控制不住伤到了同志可不好了。许世友听完哈哈一笑，果然打了一套拳，真可谓拳拳生风、所向披靡。在之后的岁月里，许世友和耿飚虽然天南地北、各在一方征战，但是两人心心相印，依然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志。
耿飚与许世友同样武勇，但也有不同之处。相比于终生保持了一个农民、猛将本色的许世友，耿飚的好奇心更强，特别喜欢摆弄和鼓捣那些“洋玩意”。
耿飚非常重视地图。 他把缴获的地图跟现场勘察结合，纠正谬误，重新标记，这样的本事，跟“做学问”的功夫是一致的。 为了给部队架桥，他硬是啃下了一本《工程学》，成为红军的架桥专家。
耿飚很喜欢摄影，长征期间他一直带着一台相机，照了许多照片，很多都成了后来斯诺撰写《红星在中国》的素材。
后来耿飚还学会了开汽车与骑摩托，有一次练车。耿飚差点带着首长一起冲进了沟里，但即便这样，耿飚依然乐此不疲。在北平谈判期间，耿飚见国民党特务紧跟不放，于是搞来一台摩托车，每天在北平街头飙车，特务们只能干瞪眼。
直到后来耿飚担任了瑞典大使，才结束了他“无证驾驶”的生涯，他通过了瑞典的驾照审核。他从来不需要司机，从来都是自己“飙车”。到了晚年，耿飚喜欢新奇事物的“秉性”依然不改，还吵着要儿子一定给自己买一台电脑。耿飚每天都会在电脑上玩跳棋、象棋。
除此之外，耿飚在战争岁月中最大的梦想，就是找个坦克开一开。太原战役后，耿飚听说缴获了几辆坦克，饭都来不及吃，一定要在坦克里坐坐……
正是这种好奇，让耿飚和许世友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是参谋长，另一个则是战将。
抗战期间，耿飚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参谋长，一直留守在延安，直到1944年才前往晋察冀，担任军区副参谋长。
解放战争爆发后，晋察冀野战军建立，萧克担任司令员，罗瑞卿担任政委，耿飚依然是参谋长。在耿飚的策划下，晋察冀野战军先后进行了石家庄外围战役、正太战役、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占领了数十个县城和军事要点，歼灭了大批敌人。
保北战役后，晋察冀建立了新的野战机关，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委，杨成武为第二政委，耿飚任参谋长，这是著名的“杨罗耿”组合第一次合作。
每到一地，耿飚总是把地图往地上一摊，或者往墙上一贴，仔细研究。并且帮助策划了清风店战役，此战全歼国民党第三军，俘虏军长罗历戎。随后耿飚又随军参加了石家庄战役，并且一举而克之。
不久后，晋察冀野战军改编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后又改为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原野战军下属各纵队都改成了军。而19兵团，也是毛泽东经常提到的杨罗耿兵团，杨得志任政委，罗瑞卿政委，耿飚在参谋长之上又加了个副司令员。
解放军其他兵团，也常常以其统帅的姓氏作为代称，比如陈谢兵团、许谭兵团、陈唐兵团等等。一边都是司令员加政委。而19兵团则不同，它包含了三个人的姓氏，把参谋长也加了进去。这在兵团级的部队中是绝无仅有。在野战军级别中，这只有林罗刘野战军。由此可见，作为参谋长，耿飚有多么优秀，多么有存在感。
跟随19兵团，耿飚参加了平津、太原、兰州等战役。新中国前夕，耿飚和杨得志又参加了解放宁夏的战斗。
当耿飚从宁夏省人民和平委员会的代表手中接过绣着“伐暴救民”四个字的锦旗时，不禁感叹万千：“20多年的革命生涯，终于胜利了。”
就这样，耿飚以副兵团级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战争生涯。而在另一面的华东，许世友则是正兵团级的将领。
在耿飚运筹帷幄，纵横华北之时。许世友先是作为九纵司令员，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战役。七月分兵后，许世友率先升为正兵团级的司令员，与谭震林一起，带领山东兵团在内线作战，打红了山东的半边天。最终作为主将，一战攻取济南。
无论从职务还是军功来看，耿飚都略逊许世友一筹。在未来的岁月里，许世友一直在军队里工作，曾担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以及广州军区司令员，到了军事生涯暮年，他又指挥了对越反击战的东线作战。许世友一生，都是个纯粹的军人。
而耿飚则一度脱下军装，作为一个“将军外交官”，走向了外交之路。因此，耿飚错过了55年授衔。
1978年8月3日，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的耿飚刚刚结束对外访问，就得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去世的消息。叶剑英决定，由罗瑞卿的老搭档——耿飚填补这个空缺。就这样，耿飚时隔28年，再次穿起了挺拔的军装。
在职期间，耿飚组织了大裁军以及军衔制改革。后来耿飚又担任了国防部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1985年，耿飚正式退休。仅仅三年后，耿飚所倡导的军衔制改革正式启动，共和国的将军再一次被授予了军衔。李德生、洪学智等老一辈开国将领，时隔33年又戴上了将星。然而耿飚又错过了。
在抗战期间，耿飚一度授过“衔”，不过是因为国民党方面要求，耿飚才暂授“少将”军衔。
耿飚因从事外交事业错过了1955年授衔，又因为退休而错过了1988年授衔。因此很多人都感到好奇，如果耿飚当年参与授衔，会是什么军衔呢？对此，许世友曾问过耿飚。结果耿飚却锤了这个老兄弟一拳：“你放心，我肯定在你前面”。
如果在上将许世友前面，耿飚岂不是要授大将？事实上以耿飚的级别，肯定够不上大将，作为副兵团级的将领，大概率是上将，也有可能是中将。毕竟大名鼎鼎的王近山，也只是中将。因此耿飚顶多与许世友持平，不可能在他的前面。更何况许世友的职务和战功还在耿飚之上。
耿飚之所以这么说，其实是和老战友开玩笑呢！就像是《亮剑》中，李云龙、孔捷、丁伟三个老战友之间“吹牛打屁”：“丁伟最起码是“元帅”，李云龙和丁伟起码都是“大将”。
说白了，这种玩笑话是不算数的。然而耿飚与许世友的对话是如此有趣，最终被记入了史册，成为新中国史上的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