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毛主席正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那时，他将能够搜集到的所有国内外有关农运的文献、问题等汇编成《农民问题丛刊》，这对于我国的农民运动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也就是这年，他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重要论断。
郭沫若也在这年第一次与毛主席相识，他还写下了对青年毛主席的评价。
书房邂逅成知音
想当年，毛主席也是一位“北漂”。
25岁那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寻找人生信仰，当时这里汇聚着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不过由于经费紧张，他和自己的同学8人只能挤在一铺炕上。
为了能尽可能利用有限的条件多阅读书籍，青年时期的毛主席选择去图书馆工作，他曾说：“北京的生活费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之后就必须得马上找到工作。”
在第二阅览室的工作，还是蔡元培托李大钊给他安排的。
这份工作对毛主席而言是一种偶然间的必然，包括傅斯年、罗家伦之类，他们为查找资料都会来到图书馆阅读，在此处工作的毛主席想要和他们攀谈，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空和图书馆助理员聊天。
对于毛主席而言，与名人攀谈并非他的主要目的，也正是借着工作便利，毛主席阅读了大量书籍，结合这些书籍再看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毛主席也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也正是因为这些基础，毛主席后来在国共首次合作后主编《政治周报》，并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蒋介石已经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也与青年时期的周总理共同反击。
1926年发生了很多事，这年也是毛主席与郭沫若首次相遇的一年。
郭沫若的年纪要比毛主席大一岁，在1926年时，他在瞿秋白的推荐下了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有一天，他去林伯渠的家中探望，没曾想林伯渠碰巧有事出去了，书房里是毛主席。
来到广州之前，毛主席才写完《沁园春·长沙》这首旷世之作，其中“怅寥廓”说得便是北伐开始之前，中国的命运究竟该如何决定的疑问。
因此，两人的首次会面并非因诗结缘，而是革命洪流中的牵连。
郭沫若写下了这样一句对毛主席的评价：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当时的毛主席留着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说话的声音比较委婉，这样的形象其实还让郭沫若有些诧异，那会的革命党人中各个都是慷慨激昂，像毛主席这样说话轻声细语的还真的不多见。
这一次相聚，还是毛主席主动走出与郭沫若攀谈，因为那会的郭沫若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才子了，创作出了《女神》、《星空》等诗集，由此毛主席也表示了久仰。
两人也聊了不少事情，当时毛主席正为了“中山舰事件”的事情焦虑，对于谈话的具体内容郭沫若没有过多记载，他只是在回忆中提到：“由于毛主席声音太低，再加上我素来有些耳背，他说话的内容中我有三成都没听清，不过大概懂得他的意思。”
见面交谈后也就算是熟悉了，毛主席对郭沫若也表现出了欣赏，后来还让他来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
北伐战争开始后，郭沫若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随军出征，在北伐军攻下了武昌后，两人还有过相会的一幕，只是时间极为短暂。
再到南昌起义后，郭沫若受到追捕只好逃去日本，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两人再度相会已经是抗战时期了。
或许郭沫若在过去也没有想过，当年那个从书房中走出的青年，未来能通过实践的检验，一举拯救红军于危难之间。
郭沫若回来之后，大多把心思放在与抗战文艺相关的创作工作上，毛主席对他也很关注。
在郭沫若的父亲去世后，毛主席还专门送了一副挽联悼父赞子，郭沫若也深感毛主席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为了能将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呼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抵御外辱，他接连创作出《屈原》、《虎符》等作品。
这些作品在当时确实发挥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毛主席看后也大为赞赏，后来的《甲胄三百年祭》也在一定时期发挥出重要作用。
才子与才子的碰撞
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大师，郭沫若也与鲁迅一起被誉为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多年前的《女神》一度影响了好几代新诗人，对于郭沫若的作品，毛主席也多有阅读，两人还会经常在一起讨论。
上世纪40年代，日寇仍然未从中国被驱逐，蒋介石的独裁野心便再度展露无遗。
那会郭沫若人在重庆，他通过吕不韦和秦始皇的对立写下了一些东西，尤其在谈到“普天之下大烧其书”和“坑杀儒生”的时候，郭沫若也表达了自己的愤慨。
善读史书的人都很清楚，郭沫若写下的这些东西抨击的是蒋介石，不过是借古讽今：书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尽的，秦始皇是快死的。
在他所写的剧本中，更是借“高渐离”之口怒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
可以说，当时整个重庆都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郭沫若写下这些来讽刺蒋介石是个非常英勇无畏的行为。
写作的过程中还有个插曲：有个名为程憬的人在《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秦代政治之研究》，里面大量笔墨都用来歌颂秦始皇，其实他也是在借古赞今，因为文章中的内容大多都在拍蒋介石的马屁，把蒋介石比作是和秦始皇一样的人。
没想到郭沫若碰巧看到了这篇文章，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以自己的才子之气写下了3万多字的批判文章。
其实，在写下这些的时候，郭沫若并不知道毛主席是肯定秦始皇功大于过的，那句“劝君少骂秦始皇”便是最好证明，毛主席也在与多人的谈话中给到了原因。
因为评价秦始皇本就是个学术问题，秦始皇这个人物也是复杂的，对他的评价也是百家争鸣。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也多了起来，尤其是诗词交往。
《念奴娇·小汤山》与《念奴娇·昆仑名》、《浪淘沙·看溜冰》与《浪淘沙·北戴河》等都是他们之间的诗词交往，这也体现出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
若是在写作过程中需要指点，两人同样也会互相品鉴彼此的诗词。
比如在1959年，毛主席回到了韶山，这次他在家乡待了三天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此次他与父老乡亲握手超过1000次。
距离上次离开家乡已有32年了，为了能和家乡的父老乡亲见见面、聊聊天，毛主席特意安排了一次宴请，被宴请的人有当地的干部，其他大多都是烈士家属、亲友和同学，总人数高达60多。
相比当年离开家投身于革命的时代，如今全中国都大变样了，大家都在紧锣密鼓地搞着生产运动。
为了了解家乡的建设发展情况，毛主席还特意找来了一些老人询问生产、生活情况，乡亲们也慢慢说出了真心话，里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毛主席还高兴地说：“你们的意见提得好，这样的真话，只有在家乡，在韶山才能听到。”
新中国的建设工作本就算是摸着石头过河，存在问题不可怕，改正问题才是重要的。
韶山人们也纷纷切实感受到了毛主席的和蔼可亲，毛主席的内心也同样深有感触，想到自己当年从韶山离开前的一幕幕，他更是有感而发，写下了《七律·到韶山》。
为了能把这首诗润色好，他在9月与那首《七律·登庐山》一同交给胡乔木，让胡乔木交到郭沫若那里去润色。
郭沫若见到信封后很快便拆开阅读了，结合毛主席的过往经历和文学考虑，在9月10日两次写信给胡乔木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3天后，毛主席看到了回信中的润色意见，他读后又重新写了一封信给胡乔木，并说：“给我了启发，两首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
看得出，对于文学作品毛主席的要求也是十分高的，郭沫若接到信后不敢怠慢，他又开始了反复的推敲。
当然，两人的情谊并非上下级关系，毛主席会向郭沫若索要润色意见，郭沫若也会同样如此对待毛主席。
比如在1961年夏天，郭沫若在看了浙江省绍剧团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写了一首《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送给剧团，同时也把一份抄送给毛主席寻求修改意见。
里面有一句是：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通篇读下来以后，毛主席很喜欢这首诗，但不太赞同“千刀当剐唐僧肉”这一句。
要提出好的修改意见，除了要从文学的角度审视一首诗，还得放到背景故事中去欣赏。
在那个书籍并不普及的年代，孙悟空的形象还不像如今这般家喻户晓，而毛主席也是早年间读私塾的时候才看到的《西游记》，对其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有着深入的了解。
郭沫若在诗句中对唐僧的批判，说他值得千刀万剐，而毛主席则认为唐僧在剧中的形象是受妖怪蒙蔽了，虽然有些愚钝糊涂，但他是个中间派，因此“白骨精”应该被彻底消灭，唐僧可以进行教育，这句也被毛主席润色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修改意见到了郭沫若这里后，郭沫若也就改变了此前的看法，重新写了一句：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毛主席再度看到了郭沫若修改后的诗词，这次他高兴地说：“和词好，不要‘千刀万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要采取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好了。”
这些神话故事也被毛主席与国际局势紧密结合。
即便他们各自忙于工作，但闲暇时光也会经常在一起谈诗，这段特殊友情也一直延续了下去。
参考资料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情谊 刘国学 红广角
沧海横流显本色——毛泽东与郭沫若 汪建新 党史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