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当天，蒋介石也发表了一篇亲自起草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的广播讲话，其中讲道：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这篇讲话境界很高，冠冕堂皇，但是，很多人都在质疑说，蒋介石对敌人太仁慈了，是在“以德报怨”。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对给中国人造成莫大伤害的敌人如此仁慈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分别是蒋介石的个人感情、国内形势和国际博弈。
蒋介石在19岁时去了日本求学，在日本期间，受到了军事教育，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还认识了孙中山、陈其美等革命元老，可以说，日本对蒋介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且，蒋介石的性格与日本人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做事一丝不苟，讲究纪律，但有时候也容易冲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很有“武士道”的精神。
后来有人评价说：“日本是蒋介石的所谓‘第二故乡’，实在并非过甚其辞。在中华民国建国之初，我们从日本的‘明治维新精神’、‘武士道’、‘大和魂’的哲学实在学到了不少。故当日本投降时，蒋总统特别强调‘以德报怨’，也是基于这些历史的缘故。”
即使在全面抗战时期，中日之间已成死仇，蒋介石也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的幻想，仍然相信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只是一小部分野心家的行为，大多数日本人还是希望中日友好的。
因此，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并不想追究大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提倡对日本人要“不念旧恶”、“与人为善”，“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这是蒋介石的个人感情，另外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国内的形势。
蒋介石一直都在信奉“攘外必先安内”，即使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时候，也始终都没忘记要打压八路军、新四军，甚至暗中命令胡宗南的部队“三分抗日，七分反共”。
到了抗战后期，共产党的部队已经越来越发展壮大，蒋介石自然也把他们当成了头号对手，急欲除之而后快。
因此，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对一些日本战犯不但没有严惩，反而还把他们当成座上宾，想用他们与共军作战的经验，来对付共产党的部队。
比如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首要战犯之一，本来应该受到极刑，但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却堂而皇之地逃过了审判，成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蒋介石自然不会要求惩办日本人，反而要对日本人表示友好，利用他们来对付共产党。
另外，还有第三个原因，对蒋介石的影响更加重要，就是国际博弈。
在二战时期，中国与美国、苏联同属于同盟国的阵营，共同抗击法西斯，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中国与这些盟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和谐。
比如美国，蒋介石虽然对美国的援助很感激，但他对美国的干涉也是深恶痛绝。
一开始，美国人对援助中国的抗战还是很大方的，要钱给钱，要武器给武器，但是，美国人很快就发现，国民政府的腐败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援助给中国的钱和物资，大部分都被各级官员给贪污了，真正能用到抗战上面的只占很少一部分，这无疑让美国人对蒋介石非常失望。
在1944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提出，为了中国的抗战能取得胜利，蒋介石要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由史迪威来统一指挥。
这样的要求，对蒋介石来说自然是奇耻大辱，曾在日记中写道：“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梦想所不及，而美国帝国主义之凶横竟有如此之甚者，更为意料所不及！”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召开了一次雅尔塔会议，在没有通知中国的情况下，就对中国的东北、外蒙古等地做了分割，这无疑更让蒋介石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在日记中叹道：“今日之患不在倭寇，而在盟邦矣！”
蒋介石深知，美国人的野心非常大，虽然现在还有求于他，但等到抗战胜利后，必须要脱离美国人的控制，而日本，就是一个有力的盟友，只要中日联手，就能对抗美国在东亚的扩张。
就在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后，蒋介石就立即派人给冈村宁次带话，说：“中国与美国不可分离，但我认为中日合作对大东亚至关重要。”
这就是蒋介石对日本人友好的三个原因，既有个人感情的因素，也有国内斗争的需要，还有国际博弈的考虑。
（参考资料：《蒋介石传》《抗战中的蒋介石》《文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