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这人，善妒、任人唯亲。
身边纵使有不少能臣武将，但少有能人尽其才，故而后世人多说他身边为尸位素餐之辈，不堪其用。
加之蒋委员长妄自尊大、过于自负，能用之人更少、能入他眼之人不多。
在他几十年沉浮生涯中，唯有两人、亦或说只有一人，是真正得到其口头承认，能取而代之。至于另外一人，则是用实际行动证明。
后者不用多说，自然是毛主席。至于前者？多数人兴许比较陌生，毛主席曾盛赞其：
“以身殉职，不亦伟乎！”
孙中山先生曾说：
“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
此人正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一个敢于和蒋介石扳手腕、搞对立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一、始于黄埔军校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
19岁东渡日本，与陈其美、孙中山结识，并在永丰舰事件中力守42天永丰舰的蒋介石却未能以“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一大。
会上，孙中山先生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未能以代表身份参加一大的蒋介石郁郁寡欢，更对孙中山先生所提三大政策不以为然，直到大会第四天，他脸色才稍有好转。
这一天，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
筹备黄埔军校实乃国民党一大事，多年革命的孙中山深知手握军权之重要，而黄埔军校作为国民党筹备的第一所军校，足见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同时，积极拥护三大政策的邓演达也被孙中山指定为筹备委员之一。
这是蒋介石和邓演达第一次合作，早年对蒋介石有所了解的邓演达，认为中国革命需要这样一个人，因此前期对蒋介石表现出尊重、支持、服从。
接手黄埔军校筹备工作后，蒋介石这个“委员会委员长”无权无钱，财政大权由滇桂军把持，军校经费拨款常被刁难，处处碰壁。
再加上外界传闻孙中山将兼任黄埔军校校长，中山先生打算让陈潜或许崇智担任校长，蒋介石任副校长。
诸多因素之下，上任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辞去了“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独自跑回奉化躲清闲。
彼时军校招生、考试在即，一应都需他出面，实在要紧。
蒋介石以为他这一走，军校就办不起来，不过孙中山一边电报蒋介石，一边还是命廖仲恺代蒋职，继续筹办军校事宜。为让他回广州继续筹办军校，孙中山还特地将不拨经费的官员免职查办，给足了蒋介石面子。
以为蒋介石会回去了？并没有。
他此次目的不为解气，只为“黄埔军校校长”一职。
因此虽回信，答应孙中山不日启程，至于何时动身，还需等待火候。
蒋介石能等、能耗，有人等不及了。不时，邓演达突现奉化，来劝说蒋介石回广州继续筹办军校事宜。
此般行为，无形中又为蒋介石抬了“身价”。
邓演达是谁？孙中山指定的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之一、国民党元老，他都亲自来劝，蒋介石自认“火候”够了。
果不其然，待他回到广州后，黄埔军校校长一职便再无变数。
可以说，邓演达是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的催化剂。
然而邓演达是坚定地国民党左派，奉行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一点与蒋介石观点相悖。
早在国民党一大后，蒋介石就说：俄党无诚信可言。
而孙中山、邓演达等人则认为：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在这一根本原则问题上，蒋介石和邓演达有不可调和的分歧。
更让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共产党人进入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后，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人都担任要职，而他仅仅只是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地位和权利，可想内心之愤懑。
反观邓演达，正积极推行三大政策，坚持与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地位超然。就这一点，注定两人必将走向对立面。
二、渐行渐远，走向破裂
黄埔军校成立后不久，蒋介石和邓演达发生了第一次冲突，起因为蒋介石任人唯亲、结党营私。
邓演达看不惯这种行为，结果遭到排挤、打压，无法开展工作。因此，他也上演了一场“出走”的戏码。
不同于蒋介石假借出走捞取政治资本，他是被排挤出局。
1925年初，邓演达抵达德国、闭门研究，期间结识了孙炳文、朱德等人，更加坚持要与共产党人合作的原则。
此时蒋介石手握黄埔军校、身兼数职，军校又无信赖之人担负重任，于是写信给邓演达，让其尽快回国。不难看出，此时双方虽有矛盾，尚能共事。国内局势变幻莫测，再加上蒋介石来信相邀，邓演达决定回国继续革命。
归国后不久，蒋介石就呈请军委任命邓演达为军校教育长。此时黄埔军校核心人物有三人，蒋介石、邓演达，以及周恩来，这也是蒋介石认为邓演达能取而代之的根本原因——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汇聚天下英才，无数有志青年俱都出自黄埔，“黄埔系”更是蒋介石走向权力巅峰的“枪杆子”。
黄埔军校让当初一个二三流人物，迅速成为国民党党政军的最高领袖，足以看出黄埔军校蕴含的巨大能量。
在黄埔军校建设上，蒋介石是不遗余力、夙兴夜寐的，邓演达同样如此。更甚于因为邓演达一直坚持孙中山先生生前走过的路，黄埔师生对其尊敬程度远在蒋介石之上。
北伐期间，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自然，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这算是蒋介石做过“最后悔”的决定之一，因邓演达任职政治部主任以来，大量启用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除蒋介石的第一军、第五军之外，其余全由共产党员任政治部主任或党代表。
基于孙中山先生提出“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理念，党权一直被视为最高权利，党统才是正统。
邓演达在革命军中如此大量任用共产党员，蒋介石是不能容忍的，他要的是一个纯粹的、简单的“军队”。
只有这样一支军队，才能与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正统争夺最高权力，由此他发起了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的本质，就是为了驱逐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以及之后的“四·一二”政变，同样是为了“清党”。
党统、党权，一直是蒋介石争夺的焦点。
至于军事斗争，则是相互抗衡、权利争夺的重要手段。
失去了党统地位，蒋介石无法坐稳江山；没了枪杆子，就失去了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抗衡的资本。
二者缺一不可，结果邓演达想要从内部瓦解蒋介石的“枪杆子”，一再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双方势必渐行渐远、走向决裂。
1927年2月初，武汉发起恢复党权运动。
邓演达作为“恢复党权运动”行动委员会领导，曾多次飞往广州，试图劝说李济深与武汉站在同一立场。
更让蒋介石无法接受的是，邓演达还在联系黄埔军校学生，试图联合各方力量来反抗，以至两人彻底走向决裂。
三、烟消云散的第三党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辈，都不曾真心奉行三民主义，更不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拥护者，他们对权利充满着野望，会为了权利不择手段，因此邓演达在国民党是孤独的、同样是孤勇的。
宁汉合流后，邓演达被彻底遗弃。
他所坚持的一切，被南京国民政府弃之敝履。在公开发表反蒋宣言后，他辞去了一切职务，悍然出国。
可他从未停止革命，在国外依旧从事着反蒋斗争。
在国外进行了长达两年考察后，邓演达回到了国内，回来前他曾对宋庆龄说：
“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
他此生之目的，只为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推翻蒋介石的反动政权。自此，两人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不久，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成立。
相较于共产党，蒋介石对邓演达的恨意、惧意更甚，只因邓演达正在对其进行“釜底抽薪”——联系黄埔军校毕业生。
当初中山舰事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埔军校表面再无一人共产党，或退党、或被无情屠杀，其中有部分学生不愿加入国民党，这也就成了邓演达争取的对象，他决定组织“黄埔革命同志会”以对抗“黄埔系”。
并借助黄埔军校之影响，趁机向全国扩展，继而进行反蒋活动。
这一招“釜底抽薪”，让蒋介石对其恨之入骨，偏偏邓演达有这样的能力。假以时日，必定会有惊人之效。
到1931年夏，同志会壮大至五、六千人。
原本“铁板一块”的黄埔军校发生激烈的分化，危害程度远胜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严重动摇了蒋介石对黄埔学生的控制。
一直以来，黄埔学生与蒋介石都是相互成全的关系。
蒋介石需要依靠黄埔学生，才能稳坐江山。
而黄埔学生则需要依附蒋介石，才能出将入相、封侯拜相。
邓演达振臂一呼，黄埔学生突然反应过来，能出将入相、封侯拜相的黄埔学生少之又少，更多是当了蒋介石夺权路上的“垫脚石”。
感觉受到欺骗的黄埔学生们，纷纷高举革命旗帜，紧跟邓演达步伐，加入到反蒋大军中，震撼着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基础。
邓演达再利用国民党嫡系与非嫡系、地方军与中央军的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策反工作，许多将领纷纷响应。
一时间，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因叛徒出卖，邓演达被捕入狱，并火速被押解南京。
蒋介石这人不仅任人唯亲，为人还及其自大。
甭管抓的是谁，总喜欢上演“劝降”那一套，对邓演达也不例外，他差人带话，让邓演达放弃政治主张、为国民政府效力，得到的当然是“拒绝”。
既然邓演达不听话，蒋介石反倒有些为难。早在邓演达被押解到南京之前，他就曾跟戴季陶聊过有关如何邓演达的话题。戴季陶说：
“可怜的是这班黄埔学生。”
可怜是假，难以控制是真。邓演达今日能拉拢五六千黄埔学生，明日就能分化整个黄埔军校，动摇蒋介石的江山。一如戴季陶所说：“今日之敌不在于汪、陈，能动摇根基者，除邓演达之外再无他人。”
戴季陶一番话，说到了蒋介石心里。
他对邓演达的确怀有“杀之可惜，纵之可畏”的矛盾心理，像汪精卫、陈济棠等人，其实并不能动摇他的根基。
最好的证明就是他第一次下野后，卷土重来后反倒越来越强大。
可若是邓演达在，蒋介石一旦下野，其根基极有可能被动摇。哪怕卷土重来，也会受到重重阻碍。
如今革命会日渐壮大，尚且可控。
若是等上几年，局势又将如何？
蒋介石不敢想、也不会去想，既然邓演达威胁太大，纵使个人再有才华，不能为他所用，也就只有毁灭一途。
1931年11月29日晚，邓演达被杀害。
唯二被蒋介石视为能取而代之的人物，以如此潦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不过有人在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另外一位被蒋介石视为能取而代之的人物，此时正在江西进行土地革命。不久的将来，将成为蒋介石一生的梦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