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崔崔
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动物园，如《周礼》记载：“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但先秦时代的“囿”，只用于王室贵族的观赏、射猎，与人民的生活毫无关系。最早的公共性动物园，应是出现在宋代。
北宋的皇家林苑“玉津园”兼有动物园的功能，番邦诸国进贡的珍禽异兽即豢养于玉津园，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下诏，“诏诸国狮子、驯象、奇兽列于外苑，谕群臣就苑中游宴”，外苑即玉津园。养于玉津园的动物有交趾驯象、占城金毛狮、神羊（廌）、灵犀、天竺狻猊（狮子）、孔雀、白鹇、大象、犎牛、独峰橐驼、白驼等等。其中大象就有四十六头，为了给大象提供足够的草料，朝廷“令玉津园布种象食茭草十五顷”，即在玉津园开辟了十五顷地种植茭草。
玉津园是皇家林苑，但对群臣开放的，“谕群臣就苑中游宴”。士大夫可以在园中游赏宴乐。不过，说它具有公共动物园的性质，则是因为，玉津园在每年三四月，也对市民开放。
宋神宗元丰年间，周邦彦作《汴都赋》，提到“上方欲与百姓同乐，大开苑圃，凡黄屋之所息，鸾辂之所驻，皆得穷观而极赏，命有司无得弹劾也”。
宋徽宗时的李长民《广汴都赋》也说：“命啬夫而启禁籞，纵都人而游览。”这些对市民开放的皇家林苑，自然包括玉津园。宋人洪迈的《夷坚志》记录了一件事：徽宗大观年间，宿州有钱君兄弟，赴京赶考，“因休暇出游玉津园”，说明宋朝的一般平民都可以在开放期进入玉津园，且无门票。
而定期向市民开放的“金明池”与“琼林苑”，则已经有了“公园”的性质。每年的清明时节，到皇家林苑探春，是汴梁市民的习俗。
开放期间，政府每年会在“金明池”组织、举行盛大的博彩节目、水戏表演、龙舟争标，吸引了无数市民前往观看。精明的商家早已抢先在金明池的岸边搭起彩棚，租给游客，“两边皆彩棚幕次，临水假赁，观看争标”。
金明池上的宝津楼，是皇帝观赏百戏表演与赐宴君臣的所在，“寻常亦禁人出入，有官监之”，但在开放期间，天子与民同乐，宝津楼的门口“皆高设彩棚，许士庶观赏，呈引百戏。御马上池，则张黄盖，击鞭如仪。每遇大龙船出，及御马上池，则游人增倍矣” 。每有御驾亲临，游人亦不须回避，争相观睹，以致“游人增倍”。
林苑内还有商家开设的“酒食店舍、博易场户、艺人勾肆、质库”，做旅游旺季的生意，“只至闭池，便典没出卖”。金明池的西岸，相对比较冷清，“亦无屋宇，但垂杨蘸水，烟草铺堤，游人稀少”。但商家亦自有做生意的妙招，推出“有偿钓鱼”的经营项目：“垂钓之士，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游人得鱼，倍其价买之，临水砟脍，以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游客钓到鱼后，可以花比外面市场高两倍的价格将鱼买下来，让商家“临水砟脍”，做成很美味的美食。今日的公园，不是也有经营钓鱼、钓虾的项目吗？一千年前的宋人，已经玩着跟今人差不多的游园节目，让我们不能不感叹宋代市民生活的“现代性”。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说：“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也认为，宋代“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
每每看到宋人与我们现代生活的某些相近或相似之处，我自己也总是有点感慨——古人不古。
如果说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那么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也。
（宋代佚名《汴京宣德楼前演象图》。北宋皇室每年都要在皇宫宣德楼前举行盛大的车骑演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