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襄阳解放，王近山率领的中原野战军一部活捉了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特务头子康泽。中央领导闻讯都欣喜不已。然而此刻，陈毅、刘伯承这两位未来的新中国元帅却甚至无暇去管这档子事，他们特电前线，要求把被俘的襄阳守军二把手、川中第一名将郭勋祺护送到河南宝丰的中原军区政治部来。
解放襄阳之后
襄阳是湖北重镇之一，它的解放过程背后还有着一段不大不小的轶事。
襄樊战役爆发前夕，蒋介石因为频频传来的“国军起义”消息，早已对非嫡系的将领和部队完全失去了信心。为了守住地理上意义重大的襄阳和樊城，他派出了自己的心腹亲信康泽，让他来负责这一地区的防务。
能在那个时期被蒋任命为负责一方的指挥者，康泽自然是蒋介石认为“绝对可靠”的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康泽此人，是个搞特工起家、靠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上位的人物。他没有战场上带兵打仗的经验，手下的部队又不是中央军嫡系，而是以川军为主的杂牌军。
不会带兵、指挥不动，康泽自己也知道没这方面的本事，于是拉上了川军名将、多年来一直“靠边站”、“坐冷板凳”的郭勋祺。
“猛虎”王近山率领解放军节节进攻，襄樊的局面一天天吃紧，最终康泽也只能带着部队缩进了襄阳城，凭险固守。这个时候郭勋祺曾向康泽建议，认为根据地势推断，襄阳的西门和南门必定会被共军列为重点突破点，应在此设置重兵把守。
康泽完全不懂军事，虽然相信郭勋祺的专业判断，但与此同时，他多年当特务的疑心病却又发作起来——早就听说抗战期间、甚至更早的红军长征时期，郭勋祺就和共产党、新四军眉来眼去，被蒋介石调回来多年闲置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如今两军对垒，郭勋祺明知自己不懂军事却来提供建议，莫不是要坑自己一把，把自己作为投名状献给中共？
因为这一重“职业疑心病”发作，康泽明面上表示接纳郭勋祺的建议，实际上却反其道而行之，按自己的想法重新部署兵力。军事上的菜鸡遇到经验丰富的王近山，国民党军自然是一击即溃，襄阳城很快被解放军占领。
境遇不同的俘虏
作为襄阳守军最大的两个头脑，康泽和郭勋祺在此战之后一起当了俘虏。只不过两人的境遇大不相同，康泽被作为战俘收容、后送入功德林改造，而郭勋祺却很快被“护送”到了河南宝丰的中原军区政治部，有两位多年老友正在期待与他见面。
其中一位是陈毅，他一见到郭勋祺就笑着说“枪炮不长眼”，问他怎么会跑到襄阳来？刘伯承也在一同等候这位多年前的故交，几人畅谈这些年来的境况，襄樊战场上的紧张气氛似乎被一扫而空。
然而谈到一半的时候，郭勋祺却突然有些激动起来，他质问陈毅：九年前我就说过了要起义，你们为什么不收？对于他的牢骚，陈毅心知肚明，也开诚布公地进行了解释。
原来在当时的局面之下，团结抗日被放在最重要的第一位，如果新四军接收了郭勋祺的起义部队，容易被蒋介石一方抓住把柄节外生枝，对整个抗日大局十分不利。这番解释让郭勋祺终于解开了心结，陈毅、刘伯承也告诉他，如今中国尚未完全解放，希望郭勋祺能够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影响力回川策反，为新中国的建立再出一把力。
早年渊源
郭勋祺是祖籍四川华阳县的地道川人，年轻时在成都被招募为入藏新兵，从此投入川军潘文华部。因为他性格强硬敢冲敢闯，又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很得潘文华的器重，一路从文书升职做到了团长。
此后，潘文华投靠了后来被称为“四川王”的川军总司令刘湘，郭勋祺升任第七旅旅长。在四川当地的军阀混战中，郭勋祺逐渐成为刘湘的得力战将，刘湘对他颇为重用，他对刘湘也抱有知遇之感。另一方面，在大革命思潮的影响之下，他也逐渐接触到了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
1922年，郭勋祺在万县与陈毅相识。后来机缘巧合，郭被调到重庆去当旅长，陈毅也在重庆《新蜀报》当编辑。这段时间，两人的交往对郭的思想影响很大。当时在成都的国民党左派活动中，时常出现郭勋祺的身影。他不但见到了素有旧谊的刘伯承，也结识了杨闇公、李筱亭、肖华清等共产党人。
在与这些人士的交往中，郭的思想逐渐趋向进步，他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影响力，也切切实实地帮助保护了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国民党左派组织群众游行时，他曾担任总指挥，武装对游行群众进行保护。1927年重庆爆发“3.31惨案”前夕，他曾多次向杨闇公等人传递消息、发出预警，后又将陈毅等人保护到郭家公馆内，随后护送陈上船前往武汉、脱离险境。在当时还有不少进步学生和群众，也都受到过郭的保护和照顾。
长征与土城之战
到了1935年，蒋介石又给“四川王”刘湘下发了命令，要他派出部队，对红军进行阻击。刘湘深知蒋介石指望自己川军和红军去硬拼，不管是哪一方占据上风，对蒋来说都有益处；甚至两败俱伤更好，蒋便可“黄雀在后”，坐收渔利。
刘湘存了这样的心思，自然就不肯耗费自己的实力、卖力去攻击红军，可是明面上的命令又需要遵守，这番心思也不方便太明确地表现出来。最终，他派出了得意心腹郭勋祺去承担这个任务。
部队开拔之前，刘湘还对郭勋祺面授机宜，告诉他这次的仗“不能蛮干”，必须明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道理。郭勋祺心领神会，明白这次不能真刀真枪地和红军打，才能够“也给川军的兄弟们留条活路”。
于是，郭勋祺带着川军的队伍跟在红军身后，不远不近不交火。他确实不愧是刘湘的心腹，完全理解并执行了对方的作战意图——红军你们别来四川就好，到其他地方哪怕搅个天翻地覆也沒关系。
在尾随的过程中，双方也有因为摸不清楚彼此意图和实力而交火的情况，规模最大的便是土城之战。也是在这场战斗中，郭勋祺指挥的川军拖住了对面红军队伍，局面一度陷入胶着危急，直到陈赓带着干部团赶到，这才控制住了战场局面。
此后双方再没有什么实际接触，郭勋祺继续带队对红军进行“护送”——红军加速，他也加速；红军放缓，他也减速。无论蒋介石如何对刘湘加压、下令催促，他始终充耳不闻，保持自己的节奏从不改变，直到红军离开四川地界为止。
抗战期间和新四军
抗战爆发后，为商讨出川抗战事宜，川康整军会议在重庆召开。郭勋祺参与此会，他的模范师也随之改编为144师，郭本人担任师长。从1937年9月开始，郭勋祺率部登上轮船、出川抗战，先后参加太湖、夹浦、金村战役，执行过掩护中央军西撤、伏击芜湖出击之敌、配合台儿庄战役、炮击日军舰船等任务。
为抗击日寇入侵，郭勋祺及所部表现出了令人敬重的英勇和顽强。在太湖西岩的一次遭遇战中，郭勋祺亲自到第一线指挥作战，他左腿负重伤，仍坚持不下火线。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三天三夜，最终日军受到重创退却。
川军在巩固长江南岸江防作战中表现突出，获得了国民党军委会的通电嘉奖，郭勋祺也因此晋升，担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多年后，郭勋祺之女郭开慧曾经回忆，抗战期间，她的母亲也随军在抗日前线，组织妇女救国会做救护、服务等工作。郭勋祺还曾经把刚刚成年的儿子也送上了抗日前线。
因为他在抗战中的种种英勇表现，美国名记者史沫特莱曾经称赞他是“聪明勇敢、见识超群的爱国志士”，郭勋祺本人也因此累积了军政两界的不少人望。
那段时间，郭部驻地和陈毅的新四军部队相距不远，两人既有旧谊，又有共同抗日的袍泽之谊，因此交往很密走动很勤。两军不但共享情报、配合联防，而且还时常派出高级干部互相访问，交流作战经验、发表抗日演讲。
郭勋祺不止一次向新四军提供枪械、装备等支援，副军长项英也曾亲自到五十军军部致谢。甚至就连蒋介石发来的“限共防共”密电，郭也派人向新四军送信，要他们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至于新四军这边的作战和宣传经验，郭勋祺更是积极组织学习。他邀请新四军参谋长到五十军干训班讲授游击战术，收容流亡青年进行抗战宣传，以提高部队的抗战热情。
双方关系融洽、合作无间，却引来了蒋介石的忌惮怀疑。1939年，蒋以贵池战役为借口将郭勋祺撤职，并把他弄回重庆去“坐冷板凳”。
郭回到重庆时倍感心灰意冷，曾说自己的抗敌报国之心“就这样被无辜断送”。
结语
直到襄阳解放之后，郭勋祺接受了刘、邓、陈毅等人交付的任务，重新启程回到四川，去联络自己的旧识劝他们认清形势，推动四川解放的进程。
在接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不顾自身受到特务严密监视的风险，发动多年累积的人脉关系，积极开展策反工作。到年底，郭勋祺经过艰苦漫长的做工作、谈判，最终与国民党十八兵团司令李振达成一致，双方签署和平公约，该兵团共计两个军五个师在成都宣布起义。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距离解放军进城，仍有三天的“真空期”。在这三天里，郭勋祺仍然全力以赴，有效地保障了社会稳定，确保成都不出乱子、不受破坏，安安稳稳地回到人民手中。他和所率工作人员的努力受到贺龙元帅高度赞扬，称赞他们为保全这座历史名城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川解放后，郭勋祺曾担任交通厅厅长、水利厅厅长、省人大代表等职务，继续为国家的发展富强贡献力量。1959年，这位曾经的川军名将因病离世，享年64岁。
参考信息：
刘伯承和陈毅为何亲自探望这个国民党俘虏；新传奇；2022年3期
郭勋祺将军的传奇人生；党史文汇；2009年2期
抗战名将郭勋祺之女：留住抗战川军的记忆；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