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井陉县发生了一桩令人愤慨之事，当时的井陉县知县周尚亲，贪赃枉法、肆意欺凌百姓，致使当地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忍无可忍的百姓们决定奋起反抗，誓要将周尚亲的罪行公之于众。
告状并非易事，百姓大多文化水平有限，撰写清晰的诉状实非易事，故而需要一位有学识、有能力之人牵头。
众人一番寻觅，当地士绅梁绿野进入了大家的视线，梁绿野家境富足，饱读诗书，且为人正直、仗义疏财。
面对乡亲们的求助，他毅然应允，还言明为民请命，哪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梁绿野联合了几位当地士绅与部分百姓，将知县周尚亲的累累恶行上告至其顶头上司——正定府知府方正经处。
方正经接到举报后，着手进行所谓的“调查”。
周尚亲在知府面前巧舌如簧、颠倒黑白，称梁绿野倚仗家中财势，不服官府管理，聚众闹事以对抗官府，恳请知府大人严惩这些“刁民”，还自己这个“清正廉洁的好官”一个清白。
结果，方正经权衡利弊后，选择采信周尚亲的说辞，将前来告状的梁绿野等人扣上“挟嫌滋事，敛钱抗官”的罪名。
按照正常程序，方正经将处理结果呈报给了直隶总督。直隶总督周元理公务繁忙，对这件事未作深入探究，便依据方正经的报告上报朝廷，于是梁绿野等人被认定为“乱民”。
梁绿野对此结果自然不服，他率领几个愿意出庭作证的百姓，毅然奔赴京城，准备告御状。
巧合的是，他们刚抵达京城，朝廷批捕他们的文书也随之而来，梁绿野等人旋即被缉拿入狱。
倘若故事至此终结，那不过是封建王朝屡见不鲜的官官相护、欺压百姓的桥段罢了。 但是，此事传入乾隆皇帝耳中后，局势发生了变化。
梁绿野等人入狱后，即便遭受严刑拷打，仍矢口不移，坚称周尚亲鱼肉百姓，自己是在为民请命。
乾隆皇帝察觉到此事颇有蹊跷，遂派遣侍郎喀宁阿、钱汝诚，尚书福隆安三人详细彻查此事。这三位均为乾隆皇帝的得力心腹，能力出众、忠心耿耿。
经过一番严谨细致的查证，很快便将真相查明：井陉县知县周尚亲在当地横征暴敛、无恶不作，致使民不聊生。
知府方正经蓄意偏袒周尚亲，给告状的百姓妄加罪名；直隶总督周元理虽未直接涉入此案，但对待案件敷衍塞责，未作详实调查便草率上报朝廷。
真相水落石出后，乾隆皇帝下达了一系列处置命令：知县周尚亲罪不可赦，被处以绞刑；知府方正经被革职。
直隶总督周元理因玩忽职守被降职，责令其前往正定修筑隆兴寺以赎罪。 倘若事情发展到此，也仅是皇帝明察秋毫、为民做主的寻常故事罢了。
而乾隆皇帝后续的举措，却令人瞠目结舌。 乾隆皇帝在下令惩处这些官员的同时，还颁布了一道命令：带头告状的乡绅梁绿野等人，因聚众对抗朝廷，一律斩首。
此命令一出，众人皆惑。既然已查明周尚亲等人的罪行确凿，那梁绿野等人分明是在为民请命，非但不应受罚，反倒应予以嘉奖，缘何反而要处以极刑？
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梁绿野的士绅身份，在古代社会，皇帝的潜在对手不仅有各级官吏，还有地方士绅。
士绅虽未必握有直接的政治权力，但他们家中田产丰厚，掌握经济权力；又因饱读诗书，比普通百姓更具文化素养，从而拥有文化权力，这些因素使得他们在当地往往具有颇高的影响力。
倘若让成功将贪官告倒的梁绿野荣耀归乡，他在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与地位必定大幅提升。
对于普通皇帝而言，或许对此不以为意，但乾隆皇帝不同，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巩固权力、施展权术的机会，他决意与梁绿野一争高下，争夺在百姓心中的地位，故而决定将梁绿野处死。
但乾隆皇帝的权谋不止于此，他不仅要取人性命，还要从精神上加以打击。将梁绿野处决后，他将梁绿野家的田产分配给了当地百姓。
乾隆皇帝此举，蕴含着深刻的权谋考量。他将鱼肉百姓的周尚亲等官员绳之以法，本是一件深得民心之举。
但在此事上，百姓存在两个感恩对象：一个是梁绿野，另一个则是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远在京城，而梁绿野与百姓近在咫尺。倘若梁绿野得以生还，日后他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与威望必将与日俱增，百姓对他的感恩之情很可能会超越对皇帝的感恩之情。
为防止此种情况发生，乾隆皇帝决定处死梁绿野。但单纯地处死梁绿野，可能会令百姓认为皇帝是非不分，甚至可能对皇帝心生怨恨。
因此，乾隆皇帝通过将梁绿野的田产分配给百姓，试图改变百姓的看法。
百姓在获得田产后，会产生两种解读此事的方式：
其一，皇帝为了笼络他们、堵住他们的嘴，才将为他们请命的梁绿野杀害，并将梁绿野的田产分配给他们，他们是在侵占恩人的田产，此乃有违道德之举；
其二，梁绿野所谓的为民请命不过是别有企图，意在提升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而皇帝圣明，洞察了梁绿野的险恶用心，将其处死，并将田产分配给百姓，实乃皇恩浩荡。
基于人性，大多数百姓会倾向于第二种解读，因为第一种解读会使他们产生负罪感，而第二种解读使他们既能获得实际利益，又无需背负心理负担。
如此一来，通过对利益的重新分配，乾隆皇帝成功重塑了当地百姓心中的认知框架，梁绿野从为民请命的英雄沦为了欺世盗名的奸佞之徒，而乾隆皇帝则摇身一变，成为了百姓的大恩人。
从权术手段与统治艺术的层面审视，乾隆皇帝无疑取得了成功。他将所有人都视作自己的棋子，任意摆布，对人性的把控可谓精准之至，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了人们的行为与思想。
不过，在这样的统治之下，大清帝国愈发封闭僵化，再无接纳新事物的空间与可能，也为日后的衰败埋下了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