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一则评论说，胡适只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很次要的参与者，有没有他新文化运动照样进行，尤其是提倡白话，胡适的作用很微小。
显而易见，写出这条评论的人不了解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文学革命中的作用，尤其是在提倡白话文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是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文学革命的起点是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意在启蒙和革新国人的思想，但是就如何启蒙和革新国人的思想，陈独秀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措施和目标。
直到他和胡适通讯以后，他才扛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但就在陈独秀刚刚开始的时候，胡适文学革命和改良的思想已经成体系了。
早在1915年夏，《新青年》还没有创刊的时候，胡适就已经在美国同赵元任、任叔永、杨杏佛等人开始探讨文字和语言革新的问题。
胡适认为，当时的文言文已经成为了一种半死不活的语言文字，普通民众既听不懂，也看不懂。
这种语文范式之所以能够存下来，完全是靠一部分读书人在那里把持玩弄，很难在普通民众中得到普及。
而有志于启蒙国民思想，为祖国再造新文明的胡适，要想启蒙和再造，首先就是改良文化和教育传播的工具——“语言文字”！
不可否认，在胡适之前，读书人中的有识之士如黄遵宪和梁启超就已经有提倡白话的意思，但是他们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虽说也有不少举措，但这些举措都是零星、小范围的。
而胡适则把“文言白话之争”视为一场彻底革新的革命加以“尝试”和推广的。胡适多次强调废除文言，提倡白话是他的个人主张，并不逼迫任何人跟随他革新。他说：
白话那是我一人所要办的实地实验，倘有愿从我的，无不欢迎，却不必强拉人到我的实验室中来，他人也不必定要捣毁我的实验室。
尽管如此，胡适刚一提出自己的主张，就招到了不少人的嘲讽和讥笑，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那一群朋友们，如赵元任、任叔永、杨杏佛和梅光迪。
在他们看来，胡适是一个赶时髦的传统破坏者，是一个排斥高雅、崇尚低俗的俗物崇拜者。一时之间，胡适的实验大有被扼杀在实验室的可能，他的实验室也大有被破坏的可能。
但是胡适并没有就此气馁，相反，在和那帮朋友中的反对者们论战的时候，胡适明确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并且在论证交流过程中写了很多白话诗。最值得一提的“文学改良八事”就是他在与好友朱经农的信中提出的。
大概也就在这次通信一年多以后，胡适影陈独秀之邀，于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正式提出自己的主张：
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不用典；
不用套语烂调；
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不模仿古人；
不避俗话和俗字。
身为革命家的陈独秀看过这篇文章后，立即撰文高声呼应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张：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就这样，在胡适和陈独秀的努力下，文学革命就此展开，语言文字革新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此后，胡适和陈独秀的支持者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第一篇白话议论文，同一期还刊登了胡适的《归国杂感》，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散文。
除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李大钊等人也都陆续给《新青年》寄来白话文稿。到1918年5月底，鲁迅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运用白话创作逐渐成为一种风气。
至20世纪30年代，白话文在原文字领域不可动摇的地位已经完全确立。
综上所述，提倡白话文不是胡适一个人的功劳，但他在提倡白话文的过程中是有先导性作用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值得我们铭记的人物！
从长远来看，提倡白话文是胡适最持久的历史功绩，因为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文范式正是从胡适开始确立的，并且我们可以相当肯定的说，将来白话文大概也不会被取代。
至于文言和白话的优劣是非，那就需要更长的历史时间来检验，这一点当初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就已经指出：此事之是非，非一日一刻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