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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郑洞国面对解放军的严密围困，决定投降，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剧变。在新中国成立后，郑洞国不仅留在了大陆，而且在政府部门一路晋升，最终官至正部级。然而，他的个人生活却因为家庭的分裂而倍感艰辛。他的两个儿子怎么样了？
长春围城：郑洞国的军事抉择
1948年年初，国民党中将郑洞国抵达长春，立即面临解放军的全面包围。城市四周，解放军的阵地如铁桶一般固若金汤，夜以继日的炮火让长春的夜空常常闪耀着火光。解放军通过喇叭和传单，不断向城内宣传和呼吁国民党军队投降，保证投降者的安全与待遇。
长春内部，由于长时间的围困，粮食和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居民和士兵饱受饥饿和疾病的双重折磨。市区内的一些医院因为缺乏药品和医疗设备，无法有效救治伤员和病人。商店空空如也，日常生活用品难以补充，居民们的生活陷入极大困境。
这种外部压力与内部困境使得国民党在长春的军队士气日渐低落。一些官兵开始怀疑抵抗的意义，而郑洞国手下的几位将领也开始暗中与解放军方面接触。这些将领中，有的是出于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有的则是希望寻找一条最安全的出路。他们在夜色中偷偷派遣联络人，与解放军阵地上的指挥官进行密谈，探讨可能的投降事宜。
10月中旬，蒋介石通过电报下达了突围命令，郑洞国接到命令后，深知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也是风险极高的决定。他召集了他的部属们，包括那些已经与解放军有过秘密联系的将领，密集讨论突围计划。会议在一处秘密地点举行，室内灯光昏暗，窗帘紧闭，以防外面的炮火和突如其来的空袭。
郑洞国在地图前详细指出每个部队的行动路线和时间表。他强调，行动必须快速且隐秘，尽量减少与敌军的直接交火，以免全军覆没。每位将领都负责一段突围路线，必须确保其指挥下的部队严格按照计划行动。
部属们各自持有复杂的情绪，他们清楚，突围意味着将面临极大的生死考验。郑洞国给出了每个关键点的具体指令，包括在何处集结，如何应对可能的路障，以及如何处理受伤的官兵。他们分配了手电筒、地图和指北针等必要的装备，同时也准备了足够的弹药和食物，以支撑长途跋涉和可能的战斗。
会议结束时，天色已晚，窗外的炮声依旧，郑洞国和他的将领们一一握手，表达最后的祝愿。他们各自返回部队，开始着手准备，密切注视着夜色中的每一次炮闪，等待着突围行动的信号。
曾泽生起义：突围计划的失败
突围前夜，长春城内弥漫着紧张和不安的气氛。在郑洞国和他的将领们做最后的准备时，突然传来了震撼的消息：国民党第60军在曾泽生将军的带领下宣布起义。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迅速在长春城内传播开来，各部队纷纷响应，造成了原本严密的突围部署立即陷入混乱。
在起义宣告的那一刻，曾泽生将军率领的部队迅速控制了城内关键的军事要地和仓库，切断了郑洞国指挥系统的命令链。曾泽生的行动迅速而果断，他们占领了通讯中心，使得郑洞国与外界的联系被迅速切断，无法向外请求支援或是发出新的指令。
曾泽生的部队还向城内其他部队发送了起义的通告，呼吁他们放下武器，避免无谓的牺牲，宣称解放军会对投降的国民党军官兵给予安全保障。这一行动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动荡，很多原本摇摆不定的部队开始纷纷投向起义的一方，或是选择观望，不再执行郑洞国的突围命令。
在这种情况下，郑洞国的计划彻底瓦解。他原本计划在凌晨通过秘密路线突破重围，但现在，他的部队已经失去了行动的秘密性和统一性。郑洞国得知这一消息后，情况急转直下，指挥所内一片混乱。原计划中的突围突然变得不可能，士兵们的行动被迫停止，只能在原地待命，观望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愚忠的郑洞国一度考虑结束自己的生命，作为对未能履行承诺的一种负责表现。然而，在他准备采取极端行动的时候，几名亲信及时发现并加以阻止，他们劝说郑洞国不应该以这种方式结束，而应该考虑更为务实的选择。
经过激烈的内部讨论和权衡，郑洞国最终决定放弃无望的抵抗。随着郑洞国的正式投降，长春城门在清晨时分被缓缓打开，解放军部队有序进入，接管了这座饱受战火洗礼的城市。
郑洞国的后战争岁月
1950年夏天，郑洞国因为自己的愚忠郁郁寡欢，觉得对不起蒋介石，身体也一度非常虚弱，在哈尔滨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仍然感到身体上的病痛无法缓解，他决定前往上海看看。那时的上海，在共产党的管理下，城市秩序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恢复，街道整洁，商店开始重新开张，居民的生活逐渐回归正轨。
郑洞国在医院的康复期间，偶尔会听到广播中传来的政府官员演讲，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周总理常常强调“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倡导所有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都应当本着为民服务的原则行事。这些话语让郑洞国感受到了新政府与以往不同的执政理念和风格。
随着身体逐渐康复，郑洞国的思维也开始发生转变。他深刻感受到新政权带给普通百姓的实际利益和改善，这让他逐渐认同并接受了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当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邀请，邀请他到水利部工作时，他没有犹豫太久便接受了这一职位。
回到北京后，郑洞国被安排在水利部的一个重要岗位上，负责协调和推进全国的水利建设项目。这份工作非常具有挑战性，但也非常符合他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愿望。通过这份工作，郑洞国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和经验，为改善国家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做出贡献。
政协服务：郑洞国的晚年事迹
在新中国成立后，郑洞国的生活和职业轨迹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原先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的角色和责任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重新定义。加入到政协的工作中，郑洞国被任命为政协委员，后来还晋升为政协常委，最终官至正部级。他的职责主要集中在参与国家的政策讨论和制定，特别是关注于水利建设和农业发展等关键领域。
在担任政协委员期间，郑洞国参与了多项重要的政策制定。他常常出席政协会议，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在这些会议上，他与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推动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他特别关注于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也与他在水利部的工作经验密切相关。
在郑洞国的推动下，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用于改善全国的水利设施，尤其是在北方干旱地区和南方洪水频发的区域。他经常出差到各地考察水利工程，了解实际工作进展和遇到的问题。通过这些实地考察，郑洞国能够更准确地向政府提供一手资料，推动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水利政策。
晚年，郑洞国被任命为民革中央副主席，这是对他多年来服务和贡献的一种肯定。在这一职位上，他负责协调和推进民革组织的各项活动，加强与其他政治团体的交流合作。他参与组织了多次民革中央的会议，讨论如何更好地在政治协商制度中发挥作用，促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
除了政协和民革的工作，郑洞国还特别关注农业发展。他认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实现国家长远稳定的基础。因此，他支持并推动了多项旨在提升农业科技、改进种植技术和扩大农产品市场的政策。
家庭悲欢：郑家的故事
郑洞国的两个儿子，郑安飞和郑安腾，1948年在中国内战的背景下，为了安全被紧急送往台湾。那时，郑洞国认为这是确保他们远离战乱的最好方式。然而，不久之后，长春的投降消息传来，郑洞国的命运和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切，他的儿子们却一无所知。
在得知长春投降的消息后，郑安飞深受震动，他决定返回大陆，希望能近距离了解父亲的处境以及变化的真相，却因为两岸关系的突然紧张留在大陆，和弟弟郑安腾的联系被彻底切断。
改革开放后，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恢复和通讯手段的改进，郑洞国与大儿子郑安飞开始合力寻找多年未见的郑安腾，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寻人启事，联系在台湾的亲友和熟人，试图收集任何可能的线索。
尽管他们不懈努力，但郑安腾的下落仍如同海底针。在台湾，许多档案资料因为政治原因而不完整，这给寻找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同时，郑安腾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选择了隐姓埋名的生活，这使得寻找工作更加复杂。
郑洞国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家庭的思念和对儿子的关爱，他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能够传达到郑安腾的耳中，促使他重返家族的怀抱。此外，他也通过参与政协的工作，倡导两岸的交流与合作，希望政策的变动能够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家庭早日团聚。
郑洞国的晚年，虽然职业上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和认可，但个人的生活却因为家庭的不完整而充满了某种淡淡的忧伤。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未能等到与小儿子团聚的那一天。
参考资料：[1]章弋.冒名考进黄埔军校，郑洞国终成抗日名将[J].财会月刊,2013(1):I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