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我参加军统局北方区“策反”组，在洛阳、许昌,日寇侵占区进行“策反”汉奸、伪军活动。据我耳闻目睹，亲历诸事，军统特务的所谓“策反”，实质上是执行蒋介石“曲线救国”、勾结日伪、共同反共的投降卖国路线。下面揭露我了解的片段事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但是他假借国共合作来做“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内心仍然藏着“攘外必先安内”的鬼胎，凭借日寇汉奸力量，达到削弱、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目的。
我于一九三八年二月至十月被调湖南军统局醴陵特训班受训，该班副主任余乐醒，政工组长汪祖华，情报总教官谢力公，总队长陶一珊等，在总理纪念周、政工、情报课堂，都秉承蒋介石和戴笠的意旨，向受训者灌输反共思想:“我们外来敌人并不可怕，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你们都要为“领袖”(指蒋介石)和“老板”(指戴笠)分忧，要和共产党干到底，要为党效忠”。这就一针见血地暴露了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认贼做父的反革命本质。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民党副总裁大汉奸汪精卫逃经河内，转往南京投降日寇，成立了南京汪记政府。国民党的要员周佛海、陈公博等，相继当上了汪记政府要员。国民党军队头目，孙殿英、庞炳勋、门致中、孙良诚、张岚峰等在溃败中都投降了敌伪，成为汪记政府中的军事要员。
戴笠得到蒋介石的默许，派唐生明潜去南京与汪精卫勾结。军统特务陈自强、程开祥、吴志伟等安居上海与汪记特务丁默村、罗君强等紧密联系。鱼雁相通，无所阻隔，亲如一家。因此，在抗战八年过程中尽管国民党特务密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从来没有破获过一次像样的汉奸案件。
抗战期间，界首是出入敌占区要地，也是万商云集走私贩毒者的乐园。我于一九四二年三月，为给伪财政部缉私署西安审缉干部人员训练班、伪军训鲁干班选拔学员，因该班兼主任李仙洲(国民党九十二军长)刁难，得有机会在界首逗留两月。在与伪三十一集团军调查室(军统组织)副主任刘子育、科长吴思俭的接触中，目睹从敌区运来三百架子车的物资。
军统局以“对敌经济作战，对敌抢购物资”的骗人幌子，掩盖其勾结敌伪走私的罪恶活动。在界首设立伪财政部货运处界首分处，由大特务王兆槐、张树勋、白连承负责主持。将军统在美国印制的敌伪“联币”、“储书”假钞票，在大卡车贴上“军事委员会”的封条，成批运到界首分发给经济特务，密携敌占区，套购各类物资，无论布匹、油盐、五金百货等，一律高价购买。特别通过汉奸军事头目张岚峰，武装走私为军统大效其劳。
张岚峰凭籍汉奸军职，以军统假钞票，骗购当地商民、日本人、朝鲜人私营出售的各类物资，以及高级日用化妆品，保运界首军统机构，以争宠“党国”的考验。
在日占区的军统特务，也多以这类假钞票为生活及活动经费。当时在界首的货运分处，经常有近百辆大卡车往返于川、陕、豫公路上。
一九四四年初，日寇进犯中原，以蒋鼎文、汤恩伯为首的蒋军，溃不成军，郑州、洛阳和整个中原沦于敌手，军统界首货运分处逃到河南南阳仍操旧业。在西安市炭市街设了一个“渝兴庄”，由白连承(山西太原人，德国洋行买办出身)主持。白曾运一卡车军统自制的假钞票，贴着第一长官部的封条，从西安运到韩城，由特务密携山西敌占区，套购各类物资。我在河南灵宝、洛宁、洛阳、通过汉奸时春亭、王捷三等推销假钞票十万多元，购回棉花、布匹、铁丝、药品等物资。
一九四五年夏，日本败局已定，蒋介石为实现他的“曲线救国”，利用勾结的汉奸军队，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与共产党争天下，急派他的军令部次长熊斌为华北宣抚使，乘机从重庆飞到西安。通过当时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的关系，转发蒋介石的命令，发表华北大军事汉奸庞炳勋、孙殿英、门致中、张岚峰为华北地区各路军先遣军总司令，汉奸军队遂变成为“国军”。
电令由军统局新乡组组长李守静责令驻新乡的孙殿英派人星夜转达给各受令者。接着由文强派特务陈仙洲、张振武、龚春甫、谭松艇等，以华北宣抚使署专员头街，各带加盖官方印信的委任状，奔赴各汉奸军队驻地，亲交各受委者手中，并令各汉奸头目，必须服从命令，就地维持秩序。(这段情况是陈仙洲亲口对我谈的)。
一九四四年初，蒋鼎文、汤恩伯溃逃，将整个中原,拱送日寇。军统局设在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华北区)逃到汉中、西安，改组为军统局北方区，辖陕、晋、豫、冀、察五省，以第一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为掩护，由文强任主任兼区长。原驻洛阳军统局“策反”专员袁佐唐(又名袁阁臣，沈阳市人，曾在军阀张作霖部当过旅长，解放时在沈阳)，携眷逃到西安，在文强的促使下，重组“北方区”“策反组”，以袁佐唐为组长，任鸿猷、张国正(又名张子帅，政治投机商人)冯葆航为组员，赵公民(回民)夫妇为电台台长、报务员，去河南日寇占区，进行“策反”活动。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初，文强在西安市建国路仁爱巷十四号住所，设宴请袁佐唐、任鸿猷、张国正吃饭，交代任务，对象为同袁佐唐有关系的河南许昌汉奸行政公署主任李雨霖，与张国正有关系的河南洛宁汉奸两个支队长时春亭、王捷三，指使他们联日反共，并暗示我监督袁等的活动真实情况，另外与孙殿英、庞炳勋联系。当时孙殿英部分亲属住在西安东关龙渠堡，军统北方区一次送去三十袋米面，三千元伪法币，转告孙不要顾虑。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日，我和袁佐唐一帮人，拿着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护照从西安出发，当晚乘闯关火车出潼关(当时潼关对岸风陵渡日寇白天打炮)，经灵宝虢略镇国民党四十军李振清军队的封锁线，顺伊洛公路过芦氏抵河南洛宁日寇侵占区边沿;张国正派亲信密去洛宁与该地汉奸伪军支队长时春亭、王捷三两部取得联系。
日暮时，王派马匹将我们接护到洛宁东时春亭家中，与时、王会晤,相谈融洽，了解到洛阳和洛宁日伪军情况。他们接受传达给的任务，并要求他们伺机配合日军，消灭洛宁地区共产党游击队，保证胜利后不以汉奸论处，并将情况向军统局文强汇报备案，并电保时春亭儿子入西安中美训练班受训。
在时春亭家中逗留一周，由他们护送我们到洛阳七里河张国正家中暂住。张国正为我们办妥“良民证”才分头进住洛阳城内三埠街三号张国正住宅。出入城门日伪汉奸检查验证，气焰嚣张，令人无限愤怒。以后袁佐唐、任鸿猷持孙殿英部护照去许昌与伪许昌行政公署主任李雨霖取得联系，进展顺利。要求李妥善控制地方武装，肃清辖区共产党组织，随时将情况汇报军统局备案。
由于我在洛阳地区人事生疏，难以单独活动，兼之日伪特务追捕我甚急，不能立足，遂于一九四五年五月间返回西安。胜利后，时春亭、王捷三、李雨霖等人，如何处理，我不了解。
张国正同我们返回洛阳时，凭我们带有第一战区长官部的护照，随带他的同乡五十多人，通过封锁线，从中诈取了很多资财。回到洛阳后，勾结一个日本人乔本，在洛阳北街开设一座土产公司，出售大量毒品，换取各类物资，供给敌人，从中发财致富。抗日胜利后，洛阳汉奸处理委员会，将张逮捕关押，勒索了大量财物。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经我给洛阳汉奸处理委员会负责人李友三证明张与军统北方区“策反组”的关系，将张释放，以后据说死于家中。(这是我应负包庇汉奸的一项罪责)。
上述情况，不过是一鳞半爪，难揭蒋介石特务出卖灵魂的全貌。仅从这些片断事实中，洞察国民党反动派认贼作父出卖民族利益的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