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林彪的至暗时刻
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军集结10个精锐师，对东北民主联军驻守的重镇——四平展开了围攻，从而展开了国共两军在东北的第一次决战。
但在这场针尖对麦芒的决战之中，昔日的常胜将军林彪却遭到了令人意外的惨重失利。根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记载，在四平保卫战中，我军损失高达8000余人。而这8000多人，却是我军骨干中的骨干，精兵中的精兵，老兵中的老兵。
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是最宝贵的财富。即使损失再多，只要还有老兵存在，就能通过“以老带新”，迅速地恢复战斗力。如果老兵损失太多，相当于一支部队的脊梁被打断，恢复战斗力是极端困难的。
在四平战斗中，黄克诚的三师七旅，是井冈山的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多人，基本丧失了战斗力；万毅的三师，原来有1.3万人呢，在四平之战后仅剩四五千人，丧失了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还剩五千多人……
四平之战中牺牲的将士，绝大多数都是抗战中幸存的战斗骨干，甚至还有从井冈山打到现在的老红军。用老人们的话讲：“都是老骨头啊！”这样的损失，是令人痛心，是难以弥补的。
由此，国民党在东北的胜利已经到达了巅峰。在杜聿明的指挥下，敌军对我军展开了疯狂的追击。国军的一个团，都敢追着我军一个师打；新六军的一辆汽车拖门大炮，就敢毫无顾忌地对我军大部队穷追不舍，这是何等的嚣张和狂妄啊！
进入东北后被我军收编的观望分子也开始见风使舵，纷纷倒戈。在进入东北时，我军为了扩大军队数量，致使一些土匪、伪军以及坏分子混入了我军，本身就是首鼠两端，“身在曹营，心在汉”。如今“中央”来了，这些坏分子立即调转枪头，向我军开枪，从而让我军的撤退变得更加困难。
与杜聿明的志得意满相比，曾被称为“红军之鹰”的林彪面临着此生以来所未见的低谷。进入东北以来，我军一直败多胜少。国军凭借着优良的装备，从山海关一直打到了松花江南岸。唯独在秀水河战斗中，我军获得了全胜。
四平战斗后，林彪不断地向松花江以北撤退。士兵们也开始发牢骚，将林彪讥讽为“撤退将军”“逃跑将军”。甚至当年一些非常熟悉，崇敬他的老部下，也心存怀疑：“林彪是不是多少年没打过仗，不会打仗了？”
自抗战时期，林彪被一名国民党士兵击伤后，就一直在苏联养伤，直到1942年才回国。已经好几年没有接掌指挥鞭了，林彪曾经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是不是已经退化了呢？
林彪当时所面临的局势已经严重到了极点。
首先，部队士气低落，产生了严重的动摇，逃兵现象变得极其严重。在撤退途中，甚至连林彪等人的司机也逃跑了。
其次，部队也变得难以联系了。而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原来，林彪的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了。这个叛徒为了和一个地主女儿成婚，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掌握机要的他，怀揣着密码本投奔了国民党。由此，我军的电报对于国民党来说，完成了明码，我军的一举一动都在国民党的监视之下。而这也是国民党军敢于孤军深入，追击我军的根本原因。
王继芳叛变暴露之后，电报已经不能用了。一时间，林彪对于各支部队的动向都一无所知，可谓是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为此，作战处处长苏静不得不利用铁路沿线的电话，和各支部队联系。虽然效率低下，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如此的困境之下，即使冷静如林彪也实在绷不住了，罕见地发了一顿大火。在四平撤退途中，林彪有事寻找参谋处的李作鹏。而此时李作鹏正在和何敬之等人坐在炕上饮酒。
林彪瞅了瞅，双手抓住桌沿，把桌子给掀了，饭菜、酒水“乒里乓啷”砸了一地。有的老人还说，林彪还随手抓过炕上的行李，向李作鹏等人砸去。林彪感情宣泄到这种程度，在其漫长的军事生涯中，都是少见的。
林彪心乱如麻，因为他深知如果国民党军越过了松花江以北，我军是无论如何也压不住阵脚的。如今我军控制的大城市，只剩下齐齐哈尔和哈尔滨。如果杜聿明攻了过来，肯定是守不住的。
黄克诚曾给中央去电：
“东北情况很混乱，很难组织敌人攻占齐哈，假如退出齐哈，能取得和平停战，则坚决退出求得停战，来整理内部，以求再起，时机紧急，请考虑。”
此时的林彪，已经做好了化整为零，在白山黑水之中打游击的打算。东北局已经将东西装车，国民党只要一过江，马上就放弃哈尔滨。而毛泽东也在6月3日给东北局去电，统一放弃哈尔滨，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之方针。
二、毛泽东一纸电报让林彪成为“东北王”
林彪“屡战屡败”，丢掉了大片解放区。换做其他的领导人，或许直接将他撤职了。然而伟人毕竟是伟人，对于林彪，毛泽东几乎给予了无限的信任和宽容。
在红军时代，正是因为毛泽东的信任，林彪才由一个连长，最终在24岁那年升任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在井冈山和长征途中，林彪两次和毛泽东唱反调。第一次，毛泽东挥毫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第二次，毛泽东则笑着林彪：“你一个娃娃，懂什么？”
1943年7月16日，林彪从重庆回到延安。众所周知，毛泽东一般有晚上工作的习惯，白天一般都会睡觉，不会早起。而在这一天，毛泽东却罕见地早起，要亲自迎接林彪。当时随毛泽东一起欢迎林彪的师哲曾回忆：
“我听后心里一震，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而今天，他竟然亲自迎接比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
毛泽东对林彪的器重和支持，还不止这些。解放战争中，东北是国共两军争夺的重点，是决定内战胜利与否的关键。毛泽东就曾指出，只要我军在东北胜利了，全国革命也就可以胜利了。如此重要的战区，毛泽东却将之交给了“久疏战阵”的林彪，并给他配备了八路军、新四军最精锐的部队、最精良的武器，以及最得力的人员。而这正是因为毛泽东相信，林彪一定有能力歼灭国民党精锐，解放整个东北。这一种信任，即使林彪兵败四平、几乎要上山打游击，也从来没有动摇过。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毛泽东最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一个足以颠覆整个东北战局的决定，那就是让林彪成为“东北王”，在东北林彪将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给予了空前绝后的权力。
1946年6月16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出了一封雷霆万钧一般的电报：
“中共中央发出有关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位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从此以后，林彪从前线回到了机关，开始了对东北全局的领导工作。要知道，林彪当时只是中央委员，而彭真、陈云、高岗三人均是政治局委员。
对于林彪这一超常使用，毛泽东曾明确地说：“受任于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只有林彪去了才可以把东北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统一起来”。
7月，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后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肖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人云集于哈尔滨，开了一场空前盛大的会议。
7月5日，陈云根据会议精神草拟了一份协议《东北局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协议》，即著名的“七七决议”。
决议中指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创建根据地将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一顺位工作：
“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农村者给予奖励，不愿到农村取得给以批评。”
由此，东北民主联军重拾了自己土地改革的法宝，将土地分给人民，赢得人民的支持，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获得有保障的后勤，进而建立能够横扫千军的军队。
“七七决议”一经下达，掀起了东北土地改革的热潮，大量东北青年加入了农民军队。与此同时，我军也开始在后方展开了剿匪行动，将那些怙恶不悛、为非作歹，为害多年的土匪逐一歼灭。最终营建出稳固的根据地。
就这样，东北局势的根本逆转，即将到来。
三、大逆转
就在我军重新稳住阵脚的同时，国民党一方开始掉链子了。四平之战后，白崇禧和杜聿明一再要求打过松花江，彻底根除东北的共产党。如果这一建议得到执行，我军必将面临最严重的挫折。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却宣布屯兵于松花江以南，并且停战15日。其原因到底为什么呢？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调停。原来在当时，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正在积极调停国共内战。因此他以停止美援为要挟，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进军。对于腐败低效的蒋介石政府来说，美国的援助是极其必要的。失去了美国的财政援助，国民政府必然面临经济崩溃、军队瓦解的局面。
但实际上，蒋介石停战并非完全因为马歇尔的压迫。解放后，四野宿将苏静曾问杜聿明，当时国军明明占有巨大优势，为何不过松花江？这是我军所无法阻挡的。
杜聿明回答，国军并非不想追击，而是不能追击。原来，国军一路上连续夺取沈阳、四平、长春等多个城市，战线拉得长，而且每个城市都要留兵驻守，导致机动兵力不足。贸然过江，恐怕会得到不利的结果。
然而杜聿明同样明白，一旦“放虎归山”，我军一定会以更强大的姿态归来：
“停战以后，我军（国军）整补，共军也会整补。而共军扩充得非常迅速，我军却不能尽量补充。”
就是这停战的15天，林彪嗅到了逆转的机会。毛泽东军事思想，讲究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对此，林彪自然烂熟于心，他曾说过：
“东北的情况是敌强我弱。我们只有一个拳头，敌人有好几个拳头，一个拳头是打不过好几个拳头的。怎么办？就是要让敌人的拳头变成手掌。怎么办？就是把城市丢给他们。城市一丢，我们的包袱就没了，身子就轻了，敌人的拳头就伸开了，我们就可以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吃掉他们。”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地整补和训练，我东北各军区、各部队总人数合计为324000多人。从当时的态势看，我军在东北被分成了北满和南满两个互相孤立的根据地。因此有人认为，应该放弃南满根据地，集中兵力于更安全的北满。
然而主政南满的陈云却不同意，他认为应该“坚持南满”，和北满形成互相支援的掎角之势。有南满的存在，就可以威胁敌人的侧翼，可以在敌人后方“大闹天宫”。南满被攻击，北满支援；北满被攻击，南满则在后方扰乱。在这个大方针之下，拉开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宏伟序幕。
而在此时，林彪也发明了应对国民党美械军的新战法——硬拼战。
在国民党大举进犯我军北满、南满根据地时，林彪专门找来了万毅。万毅是东北讲武堂出身，读过一些古代兵书。
林彪开门见山地问万毅：
“新一军、新六军现在气焰很盛，不可一世，一直闯到了松花江便。我们虽然同它们打了几仗，它们也吃了一点亏，但总的来说元气未伤，仍然十分骄横。我准备拿出一些部队，同他们硬拼，豁出去付出一定伤亡，一定能把它们气焰打下去。你有什么看法？”
万毅回答：“古书我虽然读得不多，但记得戚继光提出三种战法。第一种是算定战，事先经过庙算，有计划有安排；第二种是舍命战，事先没有计划，突然遭遇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第三种是糊涂战，事先没有计划，遇到敌人又不肯舍命，糊里糊涂打，必然有败仗。你提出的战法是不是舍命战？”
林彪摇了摇头：“戚继光是打了若干仗以后对历次战斗进行分类，总结了这三种战法。我们这种打法是事先就决定，有目的地这样打，同他的舍命战还不一样。”
在交谈中，林彪的新战法成型了。1946年12月24日，林彪在南满一保临江期间，电告陈云等人，北满将派兵支援南满。在电报中，林彪提出了硬拼战的想法。
此战之前，我军崇尚集中优势兵力，打有百分之百把握的仗。林彪用兵谨慎，很少犯险。而这一次，林彪改变了这一方针，即集中兵力，只有六七成胜利的把握也决心打，打时打得极顽强，打得结果可能成为歼灭战，亦可能双方都伤亡惨重。
这种硬拼战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掉国军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将他们打跑、打怕。就这样，北满和南满两大根据地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神出鬼没。一开始，国军还像之前一样，孤军深入，以较为单薄的兵力攻击我军。而我军则集中高于其好几倍的兵力，用猛冲猛打的形式将之各个击破。
在三个半月的时间，东北民主联军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收复城镇11座，挫败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目标。国民党原本就不多的机动兵力，被我军大大削弱了。南满根据地保住了，就像插在敌军后方的一颗钉子；北满根据地也巩固了，成为我军大反攻的基地。
更值得惊喜的是，国军被我军的硬拼战打得闻风丧胆，打得失去信心，即使是新六军、新一军，也不敢派遣区区一个团攻击我军，其机动性大大降低。从而将战场的主动权转让给我军。
国民党停止了进攻，在我军后方，在罗荣桓的经营下，我军开始建立了强大的野战军。青年们踊跃参军，我军在数量上逐渐超越了东北国军。反击之局，已经形成。
从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夏、秋、冬三次大规模攻势。在最后一次冬季攻势中，我军收复了四平、吉林、鞍山、辽阳、法库、营口、开原等大中城市，解放区占有了东北70%以上的土地，各解放区完全联成了一片。国民党50万大军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等三个孤立地区内，被我军分割包围，铁路联系中断，陷入更深的困境，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为我军最后解放全东北奠定了基础。
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在林彪、罗荣桓等将领的指挥下，数十万东北野战军关门打狗，全歼国民党精锐47万余人，解放了全东北。曾经嚣张一时的新一军、新六军、71军在我军的攻击下灰飞烟灭。东北解放后，全国的解放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不仅表现出了惊人的战略水准，同时也展现出伟大的用人艺术。他不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当林彪兵败于四平，几乎陷于绝境之时，并未选择临阵换将，而是给予了林彪绝对的支持，让他总领东北党、政、军的权力，从而实现了人员的合理分工、资源的合理调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