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周知，GDP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性指标，虽然有人指出它不少缺陷，但在没有更科学合理的指标之前，它仍然是一个极具权威的衡量指标。如今年全国两会，就将GDP全年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可见其重要性。
不过，作为普通百姓，似乎对GDP有多大规模、每年增长多少，并没有太多的直观感受，好像与自己的生活关联度不高。究其原因，一方面，它是一个宏观统计数据，的确与民众的个体离得比较远；另外，它本身还有一个比较多元的组成结构，对绝大多数百姓而言，也显得陌生。所以，怎样看待GDP，其实也有一个认知的顺序问题。
第一.先要看总量。它反映出一个国家、地区和城市经济的总体规模和体量。在人口规模相当的条件下，“蛋糕”越大，人们分得越多的可能性就越高。以长三角为例，2023年在41个城市中，上海以GDP47218.66亿元遥遥领先，是第二位的近1.9倍，是最后一位的45.1倍，显示出上海整体经济的实力和能级。在GDP有如此规模的前提下，居住在此的市民平均收入，也不会低到哪里去，呈现出“水涨船高”的效应。总量居第二名的苏州、第三名的杭州等亦如此，换句话说，它们都具有规模效益的优势。
第二.还要看人均。在“蛋糕”同样大的情况下，人越少分得越多的概率就越大。即换一个角度，从横向来作比较，看看你处在一个什么分配水平。国际上除了有GDP总量统计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人均GDP，如人均2万美元（人民币约14.40万元）为发达国家入门的基准线；在国内，全国的人均GDP约为8.94万元。
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去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中，无锡人均GDP位居榜首，为206336元（约29281美元）；苏州人均GDP排名第二，为190949元（约27098美元）；上海人均GDP为第三，为190713.9元（约27064美元）。
从数据上看，前三名的差距很小，尤其第二、三名几乎相当。这说明，虽然从规模效应上，无锡GDP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但它的“获得感”不低，人均生产率较高。按照国际标准，长三角有13个城市跨入发达国家的基准门槛。同时，人均GDP在20位之后的城市，GDP总量也都在7000亿元以下，总量与人均呈正相关性。如按照全国人均GDP的基准线衡量，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还有14个城市在此线以下，占城市总数的1／3，可见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第三.更要看结构。也就是在相同的“蛋糕”、相同的人口条件下，怎么来切分“蛋糕”更重要。GDP有几种构成法，比较常用的，主要由劳动者收入、企业利润、政府税收和折旧等部分组成，但这四部分的比例怎样，也决定了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不同。
如果劳动者收入在其中的比例偏低，社会消费自然就不会旺；如果企业利润的比例不高，再生产的投资当然也不会多；这是第一层面的结构。其次，从这四部分的各自结构看，一是劳动者收入的结构。国企、民企和外企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劳动者的比例怎样？按照民营企业5、6、7、8、9的说法，它解决了80%以上的就业，如果劳动者收入中，民企部分劳动者的比例不占大头，那大部分劳动者提高收入就会有问题；
二是企业利润的结构。如果实体经济类企业与虚拟经济类企业（金融、房地产等）两者的悬殊过大，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势头就很难扭转过来，再生产的积极性也会受挫。
三是政府税收的支出结构。也有一个用于民生与用于建设和其它行政事务比例的协调问题，如果大量用在所谓的“超前”建设上，甚至是投在“政绩工程”、“烂尾工程”以及一些华而不实的项目上，那用于社保、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保障方面的钱就自然不够了。
四是折旧的结构。如果是再产生的行业、领域投资量大，折旧的比例就会高些。反之，从事虚拟经济的，如房地产等，房子卖完了了事，几乎不需要什么折旧。
综上所述，从比GDP总量到比GDP人均，这是一个进步。使冰冷的GDP与普通百姓的距离缩短了；在此基础上，如果再分析一下结构，把各种比例梳理清楚了，就能进一步了解GDP与普通人福祉的关系。当然，上述的比例关系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乃至不同时期都会有所不同。但尽可能地让劳动者多得一些、让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多得一些，让他们有更多的成就感和获得感，理应成为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
附：长三角41个城市GDP的总量与人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