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保持高度紧张状态。他上任一年零两个月，就出现了重大突发状况，周总理甚至指示吴忠：先斩后奏，不必请示。9月12日和13日，吴忠指挥卫戍区部队，处置得当受到中央领导表扬。但事情没有结束，军委办事组及各中枢部门中，还有不少四野统帅的心腹干将，事发后他们并未主动交代问题，反而忙着销毁材料。9月23日晚，中央决定隔离审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吴忠再次得到总理召见，卫戍区部队又有重要任务，周总理将第二天开会时宣布审查决定的计划，告知吴忠。吴忠仔细聆听，清清楚楚地记在了脑中。随后总理问他：黄吴李邱控制起来后，应该关在哪里审查？这样专业而重要的问题，周总理很重视吴忠的意见，同时也是出于对他的高度信任。
吴忠一番思索后，给出了合理方案：隔离审查，重在保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老中央红军、四野出来的人，所以我计划让相关部队及官兵回避，由警卫三师负责行动。明天把人控制起来后，分别关到警卫三师的几个驻地。黄永胜送到怀柔的三师七团，吴法宪送八里桥的九团，邱会作送牛栏山炮团；李作鹏在三师师部就可以。这样4个人就分别审查了。
周总理点了点头，忽然又想起一个问题：吴法宪不是新四军出来的吗？吴忠马上答复：总理，吴法宪抗战时期是新四军第三师的，他们主要在江北，跟现在的警卫三师没联系，我们的部队那时属于江南新四军。吴忠的思维极为缜密，可见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后，他做了大量功课，不仅带兵扎实，对军史和干部关系也搞得很透彻，这都是必备的专业素质。周总理听后，对吴忠有些刮目相看，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随后周总理的一句话，也给吴忠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布置完任务后，周总理特别嘱咐吴忠一个细节：如果他们几人态度配合，不要让战士们“抓胳膊”，只带走就可以了。吴忠听后感触很深，他当即理解了总理的用意：一方面，“四大金刚”虽有嫌疑却还没定罪，动作太大了影响不好，这几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国级领导干部；另一方面，对战争年代曾有过贡献的老部下，总理心里还是有感情的。
不过第二天在“新疆厅”开会宣布决定时，也许早在几人意料之内，黄吴李邱无不是垂头丧气，默认了“离职反省、保护审查”的结果，没有提出异议或进行激烈反抗，整个过程很顺利。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坚持原则的同时，也确实重感情，他在宣布决定之前，分别跟黄吴李邱握了手。即将接受组织审查的人员，按照惯例是没有这种待遇的。随后吴忠司令员执行了前一晚拟定的方案，黄吴李邱分别被带到指定隔离地点，写材料交代问题。
吴忠晚年回忆，四人之中黄永胜职务最高，当时是全军总参谋长。他当天在新疆厅对周总理表态：完全拥护中央的审查决定。被送到七团后，他再一次委托看管人员向总理传达信息，还是重申自己的“积极态度”。吴忠作为专案组成员之一，后来跟黄吴李邱有直接接触，他评价真正最配合调查的人，其实不是黄永胜，而是吴法宪。无论问什么他都回答得很详细，并且经常流眼泪、表示忏悔。
由于吴法宪的表现好于其他几人，交代了不少重要细节和有价值的线索，中央曾考虑对他区别对待，让吴忠为吴法宪安排一处住房。吴忠派人在北京找了一套房子，已经收拾好，准备办理吴法宪的事情。但随着审查深入和形势变化，吴法宪最终没有获得这一待遇，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黄吴李邱一起接受了公审，后来均被保外就医。那段关键时期，吴忠作为负责卫戍京畿的主要将领之一，不仅参加了1971年的行动，五年之后还在粉碎另一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有很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