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将军，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名将，红军时他就当过军长，早年的职级比多数开国上将要高；杨成武也是正兵团级上将，并且他出身“双红一”，是军政全优的中央红军干部，毛主席十分器重。
因为军队履历重合不多，建国前两位将军只是互相知道大名，却很少直接交流。但六十年代许世友个人处境不利时，杨成武却非常仗义地出手相助，许世友记下了这个人情，与杨成武的关系明显升温。
1966年运动波及军队，南京军区内的主要领导许世友、聂凤智、陶勇等人压力很大。作为大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第二年以养病为由住进了大别山的医院里，还带走了随身的警卫部队。许世友做事灵活，这是一个非常之法，不算太稳妥但起码能保证当下的人身安全。
然而时间一久，司令员长期不在南京办公，肯定是违反纪律的，后果难料；可要回去，形势又不允许。许世友感觉不能再拖了，便给毛主席和杨成武写信求救。为什么找杨成武呢？因为此时杨成武的职务比许世友高，正担任全军代理总参谋长，密信可以通过他来送达主席；并且作为长期驻扎华北、京津一带的将领，杨成武的话很有分量，若他愿意帮忙，对许世友肯定是有益处的。
杨成武正直善良，并且作为代总长，他也确实会为各大军区干部着想。很快杨成武就把许世友的艰难状况，原原本本地汇报给了毛主席，信件一并送上。伟人当然是相信许世友的，红军时他就帮许世友脱离过险境，这一次也不例外。主席当即下令，让南京军区派飞机把许世友接回来，恢复许司令的正常工作。许世友私自去大别山的事，没有受到任何追究，主席还让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亲自去接人，这个做法很有深意。
经过这件事，许世友对杨成武极为感激，一直想要还上这个人情。他在此后的工作中十分配合代总长，也一直关注着总参动向，希望能找机会助杨成武一臂之力。然而反馈回来的结果，却令许世友颇为担心。杨成武性情耿直，他在北京采取的一些举措不够圆滑，得罪了人。许世友深谙大形势，他摇着头对秘书说：杨总长这样干下去，怕是不行，不长远。许司令是什么意思呢？
杨成武晚年，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当年他对相关集团别有用心的“指示”，要么拖着不办，要么有限度地去做，令那些人很不舒服。杨成武在任时的举措，往往跟四野统帅意图相悖，严抓军事训练而不过分“突出政治”。杨成武的做法，使有些人感到处处掣肘。另外，私事也不会办。杨成武不肯给叶群出抗战时期的入党证明，因为他当时跟叶群并不熟悉，自己又不是总政治部的，出什么证明呢？有一次把叶群逼急了，她阴阳怪气地对杨成武说：林总的身体很好，你不祝他身体健康也没事！
可见杨成武作为军队中枢干部，已经成了一些人的眼中钉，处境凶险。身为代总长他竭尽所能地维持军队秩序，但太刚易折，最终得罪人遭到陷害。1968年3月，耿直的杨成武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免除职务隔离审查，从此蒙冤数年。取代杨成武职务的，是林帅心腹黄永胜。许世友的担忧成真了，代总长不光“不长远”还身陷囹圄，许司令为此非常难过，他并不愿看到自己“说中”这件事，可在特殊环境下又帮不上忙。
相比之下，其实许世友的原则性也很强，但他却比杨成武更讲究方法，体现出很高的情商。67年张春桥把许世友接回来后，许司令仍然能很好地把控南京军区，不让相关团伙插手军队要务。面子上，他没有跟张春桥闹僵，甚至对同事们说：政委是有水平的，理论扎实，“能总结、会提高”。众人听罢心领神会，心里暗暗发笑。许世友在军区内抵制住了歪风，自己还能安然无恙，这种本事很了不起。若自己先倒了，如何斗争呢？
1974年杨成武恢复工作后，许世友多次向他表示关心，老友之间感情十分真挚。而在76年的关键行动中，已经调到广州的许司令，全力配合叶帅指示，对南京军区进行了积极影响，帮助聂凤智等干部铲除相关集团余党。许老将军，真的是很厉害。
